外公出走广州经商，是我们何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外公何博能原是罗城龙岸的大地主、商人，家里有田地、油榨、水碾和山林。1944年，是何家在当地的鼎盛时期。我的伯外公何承尧在这一年的十月份曾任罗城县县长、桂柳师管区副司令。1945年春节前，他遭人枪杀，何家的命运从此蒙上了阴影。

 

解放前两年左右，何家近亲陆续迁居柳州。柳州解放后，外公听到土改的风声，便从柳州仓促出走广州，继续经商。此后，他辗转换过几个住址，也改过几次名字，偶尔寄些钱回来接济家人。至于他最后的结局，至今仍是一个谜。1966年底，舅舅等人到广州寻找他，曾听当地居民说，过去有个高个子、脸上有些白麻子、喜欢读古书的人住在扁担巷，后来在一场雷雨中触电身亡。居民所说的特征与外公相符，但家人终究没有见到他本人，这个传闻也就无法证实。

 

外公走了，留在柳州的外婆，却要独自面对一个家庭的命运。

 

外婆是当地仫佬族人，出身卑微，是外公的第二房太太。外公出走后，她带着五个孩子生活。没过多久，家乡的乡民抓不到外公，便把外婆押回农村，逼问外公是否藏有钱财，以及钱财埋在哪里。

 

外婆没有提供他们想要的答案。她在乡人中口碑不错，乡人问不出什么，后来便放她回柳州。她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而年幼的十舅和小姨仍被留在乡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牵制她的筹码。

 

十舅和小姨后来多次向我讲起外婆被押回农村时的情形。押解途中，外婆曾跳河寻死，幸亏十舅发现后呼救，过往乡人把她救了起来。后来关押期间，她又曾在夜里咬舌寻死，最终未遂。至于她当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恐惧，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完全还原。一个女人在走投无路时，竟两次想到以死解脱，足见那段日子给她带来的绝望。

 

外婆获准回柳州后，十舅和小姨却仍被留在农村。他们年纪还小，要帮着看牛、割草、干农活，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家里还有一位女性长辈与他们住在一起，但那时大家都缺粮食，连这位长辈也不得不把煮好的饭菜藏起来，免得自己没有吃的。

 

小姨告诉我，有一次，她和十舅饿得什么都顾不上，把藏起来的饭菜一口气全吃光了。

 

听到这里，我总会想起小姨讲过的另一件事。何家鼎盛的时候，有一次买山林，用竹筒量光洋，不是一枚一枚地数。那时伯外公何承尧还在世。小姨躲在门边看热闹，伯外公发现了，笑着招呼她：“小丫头，躲在那边看什么，过来看嘛。”

 

一个孩子曾经好奇地看着家里用竹筒量银元，后来却为了几口饭菜饿到顾不上其他。这中间的落差，不需要再多作解释。

 

大约两年后，外婆托我母亲回乡，把十舅和小姨接回柳州。外婆自己也没有多少谋生的本领。她先到蔬菜社卖菜，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母亲出嫁，五舅和小姨先后参加工作后，她才辞掉蔬菜社的活，专心料理家务，照顾剩下的孩子。我约两岁时，还曾跟着外婆到蔬菜社去，留下了一点模糊的印象。

 

外婆一家在柳州原本有自己的房子，位于太平东街，紧挨着后来水轮机厂的围墙，一墙之隔。五十年代初，太平东街一带发生大火，整条街的房子都被烧毁，外公家的房子也没有留下。

 

据外婆和八舅回忆，当时若把烧剩的碎砖瓦收拾起来，原地还可以搭建一间简易房子。但外婆一个人带着一群孩子，已经无力重建，只得搬到驾鹤路半山脚下，租住黄家一间较大的房子。

 

我出生后，还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年夜里下冰雹，大人们把我藏在一根粗大的木房梁下面，才熬过那一夜。第二天早晨出去一看，屋顶上的青瓦几乎全被冰雹打碎，只有红瓦没有被打破。这个记忆已有些模糊，后来又听大人们讲述，才逐渐拼凑出当时的情景。

 

外婆一家所遭受的苦难，并不只限于她和几个孩子。

 

大舅是外公与大太太所生的儿子。土改期间，乡民把他抓回家乡，逼问外公是否埋藏了钱财。大舅其实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埋过钱，更不可能说出埋藏地点。为了迫使他交代，乡民竟对他采取假活埋的恐吓手段，把他埋到胸口，几乎齐到脖子。眼看他快要支撑不住，仍然问不出所谓钱财的下落，乡民才把他放了出来。

 

此后，大舅落下了病根，长期卧病在床，五十年代末便过早去世。他的六个孩子中，有的因家里无力抚养而送给别人。女儿翠云一年后自己跑回了家；儿子大宝则留在养父母家，改姓张，长大后给养父母养老送终，也继承了张家的产业。一个大家庭的离散，就这样落到了下一代身上。

 

母亲没有忘记这个受过折磨的哥哥。大舅的大儿子绍匡舅哥后来对我说：“有一次你妈给我爸五块钱。”那时五块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一个学徒工月薪的四分之一左右。母亲自己也要养家，却仍然惦记着卧病的哥哥。她送去的不只是钱，也是一个妹妹对兄长的牵挂。

 

母亲对外婆的接济，更是长期的事情。五十年代末，家里响应公家号召自力更生，养过一头猪。猪长得很瘦，估计只有五六十斤。在其他干部的帮助下，家里把猪杀了。母亲把猪肉切成条，腌好晒干，拿了不少送给外婆。

 

父亲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后来作为县里派出的工作队成员，到柳江县流山乡任大队会计。八舅记得，有一次父亲带回来一梯桶糖油。那是农村土法制糖后留下的锅底残渣、残液，收集起来作为一种下脚料。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有人因缺食患了浮肿病，这些东西多少缓解了家里的困难。八舅对这件事一直记忆深刻。

 

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没有谁因此发了财，也没有谁因此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但在一个家庭最困难的时候，一点肉、一桶糖油、五块钱，都可能成为支撑生活的东西。母亲和父亲所做的，正是当时力所能及的帮助。

 

外婆的五个孩子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母亲早早出嫁，五舅、小姨先后参加工作，八舅也有了自己的职业，十舅则在农村劳动多年后才调到煤矿，后来又回到柳州工作。大家的日子并非从此一帆风顺，但总算一步一步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个曾经因外公出走而失去依靠的家庭，靠着亲人之间的接济和各自的辛劳，慢慢恢复了生活。

 

外公离开广州后的命运，家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答案。1980年代，罗城县政协人员曾到柳州寻访何承尧的弟弟，也就是外公一家。来人说何承尧是抗日将领，可以竖碑立传。外婆听后却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土改、文革每次运动，父亲和伯父的事迹、画像都挂满大街，谁不认识，谁不知道？哪里还需要另外树碑立传？

 

这句话里有委屈，也有一个历经磨难的老人对往事的复杂感受。她不愿再去追逐迟来的荣誉，更不愿重新卷入那些曾经让一家人受尽苦难的事情。

 

如今再回望外公出走以后的岁月，我记住的并不只是一个大家族如何衰落，也不只是外婆被押回农村、孩子挨饿、大舅遭受折磨的苦难。我还记得外婆带着孩子谋生，母亲给外婆送去腌肉，父亲带回一梯桶糖油，以及亲人们在艰难岁月里彼此扶持的点滴。

 

历史的大风吹过时，普通人未必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却仍然可以在命运留下的废墟上，尽力照顾身边的人。

 

外公出走以后，外婆失去了丈夫，孩子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家族也失去了昔日的富足。但他们没有就此消失。他们挨过饥饿，忍过屈辱，扶持过彼此，又各自走进新的生活。

 

一个家庭的历史，有时并不在那些显赫的人物和宏大的叙述里，而在一块腌肉、一桶糖油、五块钱，以及一个老人带着孩子重新安顿下来的日子里。

 

——写于2026年重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