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九，我的大学
高中时，父亲担任教研室主任，偶尔在家抱怨：“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我就此明白：哦，原来年轻人不可以这样做事！如此，从高中起|就开始了职业训练，所以得以先后两次留校任教。父母对我一向高标准严要求，我也顺从接受，并在执行时自行加码。他们为我选了个又土又硬的专业，而我留校又选择了教学和科研任务最重的教研室，算是他们对我的教育又一次开出了花，结成了果。
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之后，在教研室读研究生，导师曾经做过副校长，和师母都比我父母年长10多岁，以他们的年纪和经历，对文革的认识更加深刻。记得开始做论文时，去导师家几乎每次都是师母开门把我引进客厅，然后我俩在长沙发上各坐一边，师母寒暄几句，就把话题慢慢转向了那几年政治运动的荒唐和所遭不公。师母夹叙夹议，一边讲述各种荒诞事，一边对党和国家政策及领导人进行严厉揭露和批判。她讲得很投入很激动，我怔怔地听着，为眼前的受伤者伤感，一言不发。那情景仿佛又回到当年兵工厂时，在饭桌上听妈妈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控诉。
有句老话：敢怒不敢言！但感觉我妈妈敢言却不怒，她常讲起那些荒唐和不幸，只有伤心惧怕和无奈，没有愤怒，更没有批判，她把仇恨埋在心底。而师母每每讲起义愤填膺，有对那些荒唐的政策和领导人无情地揭露和严厉批判，令我感动敬佩，视为人生导师，而认为这段经历是我研究生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次师母都要讲一两个小时，待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安静，导师才会小心翼翼地叫我去书房，开始论文讨论。
深感长期以来父母对我的期望和要求像一层厚厚的壳，把我禁闭其中，而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摸索怎么样才能突破这层硬壳，活出自己的模样。
我们教研室的传统就是老教授们都很严厉，记得有次见导师，他先训斥说我的论文乱七八糟，我想：不至于吧！无论大纲还是细节之前都经过讨论才定稿的。但始终不发一声，那是我被管教驯化的结果，只等风暴慢慢消散，没想到后来脾气越来越大，居然说我写的字也很糟糕。我当时多少有点胆量和社会经验，况且旁边还有一向对我偏爱有加的师母，忍不住回道：“怎么会呢？我的弟弟妹妹都说我写的字那么棒，简直可以放到新华书店去卖钱了。”
导师听后直接懵了，还是师母反应快，连忙提醒：“这是个女孩子，不能像训男生一样训。”此时，我和导师才意识到我居然是我们教研室第一个女研究生。同时也反应过来：我那些师兄们比我更怂，导师的暴脾气都是他们给惯的，害我不浅。
我们教研室是全校最大规模的教研室，在之前历届运动中，那些老教授们斗来斗去，批来批去，积怨颇深，导致教研室四分五裂成四个教研室，分别命名为一室至四室。其它三个教研室，之前陆陆续续都有招女研究生，而我只是本室的第一个女研究生而已，而非本专业第一个。等我研究生毕业再次留校后，因那帮老教授们陆续退休，这四个教研室又合为一体。
我们实验室很大，能做很多大型实验，在全国高校乃至研究院都名列前茅。每每看到大吊车在厂房横行竖移忙碌不停，我都心潮澎湃。我们那代人不是看着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这些童话长大的，我第一本启蒙书是：赤脚医生好阿姨，一本彩色绘画读物。我的英雄人物是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一个女工穿工作服，戴工帽，脖子上围着白围巾驾驶吊车，英姿飒爽。做实验时，我特意和实验室的韩师傅开口说：“想上去学开吊车。”
之所以敢开口，是自认和他相熟，因为之前听常他们几个工人吹牛：当年那几个著名的教授跟在他们后面劳动改造，在实验室里搬试块，等等奇谈怪论。
没想到韩师傅一听就不干：“学这劳什子作甚？你咋这么没出息呢？这太没出息啦！”
实验室的郭老师在旁边悄悄跟我说：“韩师傅主管实验室的贵重器材和大型设备。他都不可能让你上去摸一下。再说开吊车有啥意思呢？”
郭老师是个好妈妈，每次见到我话就特别多，主要讲她那学艺术的女儿，最近做了什么，下一步又想做什么，以及她那更加非主流的艺术家男朋友，他们两个刚从哪儿玩回来，又打算去哪儿玩儿。有次讲女儿从北京买回来一件亚麻衬衫，给我详细叙述了亚麻衬衫的试样质地特点，以及流行前景等等，充满了对女儿女婿的慈爱和欣赏。我很喜欢郭老师，每次都竖起耳朵，像听故事一样，兴趣盎然。
一直以为郭老师喜欢和我聊天，直到今天想起还满是温暖，后知后觉的我后来想着会不会郭老师看着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愣是混在实验室里，居然还想学开吊车？所以教育我，女孩子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可惜当年只接受或者习惯于父母的教育，没能体会到她的爱心。
有段时间研究生宿舍楼下腾出一个房间，里面支了个煤气灶，方便大家做饭，按时收费。做饭缺一个切菜板，我到实验室找了一块废弃的边角木料，让师傅给刨一下，郭老师看见大不以为然：“这怎么行呢？”然后高声喊道：“人家姑娘要做饭，缺一个切菜板，你们赶紧给整一个。”一个小工人闻声就去翻找出一整块木料，我惊叫道：“不行不行，留着这正经木料，得有大用处。”郭老师说：“人家姑娘做饭就是大事情，赶紧给刨一个。”说话功夫，工人七手八脚锯出一大块木头，然后刨出一个光溜整齐的切菜板。
我说：“这也太漂亮啦！我们楼下的厨房配不上呀。”郭老师高声宣布：“这么漂亮的姑娘，啥好东西都配得上！是实验室的环境配不上你这个漂亮姑娘。”
在大学里，郭老师这样的妈妈很少见，和我们教研室那些留美留苏的老太太不一样。
毕业后再留校，去教研室报到时，教研室主任兴高采烈地通知我：“恭喜你成为我们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负责把学院和系里发到教研室的福利物品分发给个人，还要根据大家的要求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看电影。那时年轻，爱看外国电影，有次，兴高采烈地给大家买了法国电影“纯属巧合”的电影票。
虽然电影看完发现没什么内容，但架不住是法国电影啊，里面的异域风情风光和俊男美女就够啦！看完还傻乐呢，就被后面几个老太太追着问：“这个电影有什么逻辑性？有什么教育意义？里面的年轻人会不会太轻浮？”刚开始我还说：“好玩呀，看着开心呀。”没想到她们越发不开心，还一个劲儿追问，我想：都明说纯属巧合了，还找什么逻辑性？我只管买票，难道还能让你们去教育法国人吗？就加快步伐想结束谈话，而那几个老太太紧追不舍，越战越勇。现在想来还很有压迫感呢。
直到两年后教研室才进新人，是我同学刚刚博士毕业留校，我和教研室主任兴高采烈地通知他：“恭喜你成为我们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
我很喜欢当老师，做事认真负责，自然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严厉。有天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幅模样很像那帮老太太。本着一贯认真务实的态度，我小心地问他们：“老师会不会太严厉？有没有吓着你们？”没想到那帮孩子一阵哄笑，然后欢天喜地，摇头晃脑地告诉我：“老师还可以再严厉些，我们最喜欢严厉，最喜欢你。”我才发现这帮孩子和我完全不一样，压根不把老师的严厉当回事儿，尤其是我的严厉。如此，也就释怀了。
有一次我去校办公室办事情，办公室角落的一个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等办完事出来，他和我打招呼说：“老师，您教过我们，我是管理系的。”
我们系对老师要求很严格，刚开始是助教，几年之后可以上讲台授课，也是先从外系教起，最后才能给自己本专业的学生上课。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他们班有几个女生，反正比我们专业的女生多得多！其中有个非常漂亮高挑，是学习委员，和我交接作业。就说：“啊，原来你留校工作了。记得你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后来分到哪工作了？”那个年轻人笑眯眯地看着我，认真而坚定：“我们班有好几个女孩子，每一个都非常漂亮。”啊？现在班上的小男生都这样说话吗？我很震惊，感到深深地被上了一课。
我的大学
晴朗见南山 (2026-10-15 16:37:11) 评论 (0)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九，我的大学
高中时，父亲担任教研室主任，偶尔在家抱怨：“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我就此明白：哦，原来年轻人不可以这样做事！如此，从高中起|就开始了职业训练，所以得以先后两次留校任教。父母对我一向高标准严要求，我也顺从接受，并在执行时自行加码。他们为我选了个又土又硬的专业，而我留校又选择了教学和科研任务最重的教研室，算是他们对我的教育又一次开出了花，结成了果。
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之后，在教研室读研究生，导师曾经做过副校长，和师母都比我父母年长10多岁，以他们的年纪和经历，对文革的认识更加深刻。记得开始做论文时，去导师家几乎每次都是师母开门把我引进客厅，然后我俩在长沙发上各坐一边，师母寒暄几句，就把话题慢慢转向了那几年政治运动的荒唐和所遭不公。师母夹叙夹议，一边讲述各种荒诞事，一边对党和国家政策及领导人进行严厉揭露和批判。她讲得很投入很激动，我怔怔地听着，为眼前的受伤者伤感，一言不发。那情景仿佛又回到当年兵工厂时，在饭桌上听妈妈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控诉。
有句老话：敢怒不敢言！但感觉我妈妈敢言却不怒，她常讲起那些荒唐和不幸，只有伤心惧怕和无奈，没有愤怒，更没有批判，她把仇恨埋在心底。而师母每每讲起义愤填膺，有对那些荒唐的政策和领导人无情地揭露和严厉批判，令我感动敬佩，视为人生导师，而认为这段经历是我研究生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次师母都要讲一两个小时，待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安静，导师才会小心翼翼地叫我去书房，开始论文讨论。
深感长期以来父母对我的期望和要求像一层厚厚的壳，把我禁闭其中，而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摸索怎么样才能突破这层硬壳，活出自己的模样。
我们教研室的传统就是老教授们都很严厉，记得有次见导师，他先训斥说我的论文乱七八糟，我想：不至于吧！无论大纲还是细节之前都经过讨论才定稿的。但始终不发一声，那是我被管教驯化的结果，只等风暴慢慢消散，没想到后来脾气越来越大，居然说我写的字也很糟糕。我当时多少有点胆量和社会经验，况且旁边还有一向对我偏爱有加的师母，忍不住回道：“怎么会呢？我的弟弟妹妹都说我写的字那么棒，简直可以放到新华书店去卖钱了。”
导师听后直接懵了，还是师母反应快，连忙提醒：“这是个女孩子，不能像训男生一样训。”此时，我和导师才意识到我居然是我们教研室第一个女研究生。同时也反应过来：我那些师兄们比我更怂，导师的暴脾气都是他们给惯的，害我不浅。
我们教研室是全校最大规模的教研室，在之前历届运动中，那些老教授们斗来斗去，批来批去，积怨颇深，导致教研室四分五裂成四个教研室，分别命名为一室至四室。其它三个教研室，之前陆陆续续都有招女研究生，而我只是本室的第一个女研究生而已，而非本专业第一个。等我研究生毕业再次留校后，因那帮老教授们陆续退休，这四个教研室又合为一体。
我们实验室很大，能做很多大型实验，在全国高校乃至研究院都名列前茅。每每看到大吊车在厂房横行竖移忙碌不停，我都心潮澎湃。我们那代人不是看着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这些童话长大的，我第一本启蒙书是：赤脚医生好阿姨，一本彩色绘画读物。我的英雄人物是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一个女工穿工作服，戴工帽，脖子上围着白围巾驾驶吊车，英姿飒爽。做实验时，我特意和实验室的韩师傅开口说：“想上去学开吊车。”
之所以敢开口，是自认和他相熟，因为之前听常他们几个工人吹牛：当年那几个著名的教授跟在他们后面劳动改造，在实验室里搬试块，等等奇谈怪论。
没想到韩师傅一听就不干：“学这劳什子作甚？你咋这么没出息呢？这太没出息啦！”
实验室的郭老师在旁边悄悄跟我说：“韩师傅主管实验室的贵重器材和大型设备。他都不可能让你上去摸一下。再说开吊车有啥意思呢？”
郭老师是个好妈妈，每次见到我话就特别多，主要讲她那学艺术的女儿，最近做了什么，下一步又想做什么，以及她那更加非主流的艺术家男朋友，他们两个刚从哪儿玩回来，又打算去哪儿玩儿。有次讲女儿从北京买回来一件亚麻衬衫，给我详细叙述了亚麻衬衫的试样质地特点，以及流行前景等等，充满了对女儿女婿的慈爱和欣赏。我很喜欢郭老师，每次都竖起耳朵，像听故事一样，兴趣盎然。
一直以为郭老师喜欢和我聊天，直到今天想起还满是温暖，后知后觉的我后来想着会不会郭老师看着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愣是混在实验室里，居然还想学开吊车？所以教育我，女孩子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可惜当年只接受或者习惯于父母的教育，没能体会到她的爱心。
有段时间研究生宿舍楼下腾出一个房间，里面支了个煤气灶，方便大家做饭，按时收费。做饭缺一个切菜板，我到实验室找了一块废弃的边角木料，让师傅给刨一下，郭老师看见大不以为然：“这怎么行呢？”然后高声喊道：“人家姑娘要做饭，缺一个切菜板，你们赶紧给整一个。”一个小工人闻声就去翻找出一整块木料，我惊叫道：“不行不行，留着这正经木料，得有大用处。”郭老师说：“人家姑娘做饭就是大事情，赶紧给刨一个。”说话功夫，工人七手八脚锯出一大块木头，然后刨出一个光溜整齐的切菜板。
我说：“这也太漂亮啦！我们楼下的厨房配不上呀。”郭老师高声宣布：“这么漂亮的姑娘，啥好东西都配得上！是实验室的环境配不上你这个漂亮姑娘。”
在大学里，郭老师这样的妈妈很少见，和我们教研室那些留美留苏的老太太不一样。
毕业后再留校，去教研室报到时，教研室主任兴高采烈地通知我：“恭喜你成为我们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负责把学院和系里发到教研室的福利物品分发给个人，还要根据大家的要求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看电影。那时年轻，爱看外国电影，有次，兴高采烈地给大家买了法国电影“纯属巧合”的电影票。
虽然电影看完发现没什么内容，但架不住是法国电影啊，里面的异域风情风光和俊男美女就够啦！看完还傻乐呢，就被后面几个老太太追着问：“这个电影有什么逻辑性？有什么教育意义？里面的年轻人会不会太轻浮？”刚开始我还说：“好玩呀，看着开心呀。”没想到她们越发不开心，还一个劲儿追问，我想：都明说纯属巧合了，还找什么逻辑性？我只管买票，难道还能让你们去教育法国人吗？就加快步伐想结束谈话，而那几个老太太紧追不舍，越战越勇。现在想来还很有压迫感呢。
直到两年后教研室才进新人，是我同学刚刚博士毕业留校，我和教研室主任兴高采烈地通知他：“恭喜你成为我们教研室的工会小组长。”
我很喜欢当老师，做事认真负责，自然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严厉。有天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幅模样很像那帮老太太。本着一贯认真务实的态度，我小心地问他们：“老师会不会太严厉？有没有吓着你们？”没想到那帮孩子一阵哄笑，然后欢天喜地，摇头晃脑地告诉我：“老师还可以再严厉些，我们最喜欢严厉，最喜欢你。”我才发现这帮孩子和我完全不一样，压根不把老师的严厉当回事儿，尤其是我的严厉。如此，也就释怀了。
有一次我去校办公室办事情，办公室角落的一个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等办完事出来，他和我打招呼说：“老师，您教过我们，我是管理系的。”
我们系对老师要求很严格，刚开始是助教，几年之后可以上讲台授课，也是先从外系教起，最后才能给自己本专业的学生上课。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他们班有几个女生，反正比我们专业的女生多得多！其中有个非常漂亮高挑，是学习委员，和我交接作业。就说：“啊，原来你留校工作了。记得你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后来分到哪工作了？”那个年轻人笑眯眯地看着我，认真而坚定：“我们班有好几个女孩子，每一个都非常漂亮。”啊？现在班上的小男生都这样说话吗？我很震惊，感到深深地被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