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氏豆坊
从我家的北门走出去，隔着一个院落是一幢门朝东开的房子,房子里曾住着一位姓柳的单身姥姥。柳姥姥很像我从画报上看到的古代美女，举止谈吐温文尔雅，穿着整洁一尘不染。她把院子里种满了鲜花，芳香四溢。我天天跑到她的院子里看花。柳姥姥常常摘下一束花送给奶奶，让她泡在花瓶里。柳姥姥每天都站在我家的北窗前和坐在炕上的奶奶聊天，聊上很久。奶奶去世后不久，柳姥姥被她的女儿接去南方了。
柳姥姥住过的房子搬来了一户新主人，姓于。一个清清爽爽的一口之家，突然换作了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整天闹闹哄哄、吵吵嚷嚷，甚至骂骂咧咧，美丽的花园被践踏得乱七八糟，还在院子里养起了猪，大猪又下小猪，一群猪嗷嗷待哺，难闻的气味从北门飘进我家厨房。
妈妈关闭并封上了北门，可于家的园地又向南延伸，堵住了我家向北的通道，使我们离北边的邻居和小朋友们远了。每天还会从他们家里传出于大婶叫骂的声音，她骂的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我听着她每天都重复的骂词，怎么也搞不懂，她在骂什么。后来终于被妈妈分析出来，她骂的是“现世报，还愿的玩意儿”, 可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
和于大婶的怒吼叫骂声对应的是于大叔的安静寡言。于大叔本来开着豆腐坊，公私合营后，他家的豆腐坊被“合营”了，和合营前一样，偌大的豆腐坊里每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他穿着长及膝盖的水靴，不是提着水桶就是端着豆腐板，在积水的地上工作。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面色苍白，整天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于大叔的性格真温和，有时候，豆腐坊成了我们捉迷藏的藏身之处，一群孩子在那里窜来窜去，他从来都没有斥责过我们。不知道是听谁说的，用做豆腐的水洗头，头发会光滑发亮，我们这一大帮孩子就天天轮流到豆腐坊去端水回家洗头，于大叔给我们一盆盆的舀好水，从来不嫌烦。
于大叔家有五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三个男孩儿里大的叫于长志，另外两个是双胞胎，他们整天在于大婶的骂声中忙碌，在商店周围拣菜叶菜帮，在林西路的林荫道旁拣树枝树叶，在邻居们的房屋间穿来穿去拣煤核，他们的身上脸上总是脏兮兮的，从来不和住宅区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开始我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不喜欢于家姐弟，可是看他们在每家放在门前的垃圾箱里和堆在街上的煤灰中翻来拣去只是为了找到几块没燃尽的煤块时，才发现他们家的门口和别人家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煤堆，既没有煤块，也没有煤面。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讨厌了，他们是勤劳能干的孩子。我常常走近他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帮他们一起拣煤核。在家里我也开始抢着生炉子、倒煤灰，把红红的没燃尽的煤块铲出炉膛，让它熄灭，然后倒在炉灰箱里，等着于长志来拣走。看见他对着一箱的黑煤核那咧着嘴乐的样子，我也会高兴。
小学三年级时，班里分来了一个“降级生”，是我的邻居，于家的二女儿于长玲。让我意外的是老师居然调走了我的同桌，让她和我做了同桌，理由是让我帮助她提高学习成绩。看她那嘻皮笑脸的样子，根本就不在乎降级这样的大事,更离谱的是她上课时完全不听讲，却拿过我的书包翻翻捡捡。我夺过书包，让她听讲课，她就用手使劲掐我的大腿，疼得我呲牙咧嘴又不敢做声，只能狠狠瞪她，可她却是一脸坏笑。我不想和她呆在一起，下了课，放了学都躲她远远的，我可帮不了她。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帮助的她，还要求我放学后找她一起学习、写作业，这可难坏了我。我在饭桌上说了这件事，爸爸说，我应该找她一起学习。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家，那是柳姥姥搬走后我第一次走进那个与我家近在咫尺的房子。她家厨房里乱得一塌糊涂，好容易腾出一个小炕桌，我招呼于长玲和我坐下来写作业，告诉她不会的地方问我，可她把书包甩给我说，没有笔和本，写不了作业，然后就去厨房乒乒乓乓的剁饲料去了。我把铅笔盒里的文具分给她，告诉她先用这些写作业，可她根本不理睬，我只好提着书包回了家。我气愤地对妈妈说了于长玲的“劣迹”，妈妈告诉我，看来她已经习惯这样了，所以不能着急改变她，明天再试一试吧。第二天晚上妈妈下班的时候，提了一兜新买的文具，让我带去了她家。我指着一摞作业本和文具盒告诉于长玲，这是送给她的，她惊讶地望着我，张大了嘴没说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跟我进了屋，她翻看着文具盒里满满的笔、尺和橡皮，翻着一本本方格本，笔记本和算草本，又盯着我问：“是王姨专门给我买的吗？” 我点点头，她眼圈红了。看来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她也会动情。
从那以后，于长玲不再冷面对我，不再掐我。每天晚上和我坐在一起安静地做作业，虚心地问问题，在课间做游戏的时候，不管谁和我有了意见分歧，她都会往我边上一站，摆出一副谁要是说我一个不字，她就会不客气的架式，俨然我的“好大姐”。
可是，于长玲还是没能和我继续学习下去，没等念完四年级，她便辍学了。于大婶的精神病复发了，整天唠唠叨叨，不能干活,带孩子、喂猪、做饭的活儿都落在了于长玲身上。她家的情况更糟糕了，即使于大叔一天到晚拼命的做豆腐，也只领取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
196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放学路过位于上海路的站前街道办事处时，看见路边的板报栏里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是一张批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光荣榜”。“光荣榜”上有十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于长玲”。我以为看错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她，我的邻居于长玲。
我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想着，我还在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而于长玲却要离开家，一个人孤零零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劳动，去生活了。可她才只有十五岁啊！好长时间里，我心里都特别难过，想着她的处境，无法平静。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去北京“串联”回来，经过林西路的柳树林时，见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穿着我从来未见过的丝绸旗袍，印着鲜艳的牡丹花图案。一大群小孩子紧紧跟在她后面跑，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着“地主婆，地主婆”。她盲无目的的快步走着，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毛主席啊共产党。” 她是于大婶，她终于真的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傍晚，我在石桥子住宅的南面，当时还是预制板厂的大门外经过时，突然一声“二姐”的喊声传来，一辆三轮车停在我面前，一个中年男人憨厚地对我笑着说：“二姐，我是于长志。”三十年后的巧遇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我们站在苍茫夜色中说了很多话。我知道了于大叔一直在酱菜厂工作，后来于长志又接了班，也在酱菜厂工作。子女和父母连工作单位和职业都一样，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征之一吧。
当年那个流着鼻涕，伸出长满冻疮的小手拣煤核的男孩已下岗，在蹬着“神牛”（锦州市闻名的人力三轮车牌子）拉客人，他一再亲热的对我说：“二姐，家里有什么事，一定找我帮忙啊。”我虽然“忙”得再也没联系过他，可是我不会忘记他，有时想到他，也会想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
-------第二卷 第三章 10 左邻右舍
于氏豆坊
旭子 (2026-10-24 09:37:18) 评论 (0)
于氏豆坊
从我家的北门走出去，隔着一个院落是一幢门朝东开的房子,房子里曾住着一位姓柳的单身姥姥。柳姥姥很像我从画报上看到的古代美女，举止谈吐温文尔雅，穿着整洁一尘不染。她把院子里种满了鲜花，芳香四溢。我天天跑到她的院子里看花。柳姥姥常常摘下一束花送给奶奶，让她泡在花瓶里。柳姥姥每天都站在我家的北窗前和坐在炕上的奶奶聊天，聊上很久。奶奶去世后不久，柳姥姥被她的女儿接去南方了。
柳姥姥住过的房子搬来了一户新主人，姓于。一个清清爽爽的一口之家，突然换作了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整天闹闹哄哄、吵吵嚷嚷，甚至骂骂咧咧，美丽的花园被践踏得乱七八糟，还在院子里养起了猪，大猪又下小猪，一群猪嗷嗷待哺，难闻的气味从北门飘进我家厨房。
妈妈关闭并封上了北门，可于家的园地又向南延伸，堵住了我家向北的通道，使我们离北边的邻居和小朋友们远了。每天还会从他们家里传出于大婶叫骂的声音，她骂的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我听着她每天都重复的骂词，怎么也搞不懂，她在骂什么。后来终于被妈妈分析出来，她骂的是“现世报，还愿的玩意儿”, 可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
和于大婶的怒吼叫骂声对应的是于大叔的安静寡言。于大叔本来开着豆腐坊，公私合营后，他家的豆腐坊被“合营”了，和合营前一样，偌大的豆腐坊里每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他穿着长及膝盖的水靴，不是提着水桶就是端着豆腐板，在积水的地上工作。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面色苍白，整天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于大叔的性格真温和，有时候，豆腐坊成了我们捉迷藏的藏身之处，一群孩子在那里窜来窜去，他从来都没有斥责过我们。不知道是听谁说的，用做豆腐的水洗头，头发会光滑发亮，我们这一大帮孩子就天天轮流到豆腐坊去端水回家洗头，于大叔给我们一盆盆的舀好水，从来不嫌烦。
于大叔家有五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三个男孩儿里大的叫于长志，另外两个是双胞胎，他们整天在于大婶的骂声中忙碌，在商店周围拣菜叶菜帮，在林西路的林荫道旁拣树枝树叶，在邻居们的房屋间穿来穿去拣煤核，他们的身上脸上总是脏兮兮的，从来不和住宅区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开始我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不喜欢于家姐弟，可是看他们在每家放在门前的垃圾箱里和堆在街上的煤灰中翻来拣去只是为了找到几块没燃尽的煤块时，才发现他们家的门口和别人家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煤堆，既没有煤块，也没有煤面。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讨厌了，他们是勤劳能干的孩子。我常常走近他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帮他们一起拣煤核。在家里我也开始抢着生炉子、倒煤灰，把红红的没燃尽的煤块铲出炉膛，让它熄灭，然后倒在炉灰箱里，等着于长志来拣走。看见他对着一箱的黑煤核那咧着嘴乐的样子，我也会高兴。
小学三年级时，班里分来了一个“降级生”，是我的邻居，于家的二女儿于长玲。让我意外的是老师居然调走了我的同桌，让她和我做了同桌，理由是让我帮助她提高学习成绩。看她那嘻皮笑脸的样子，根本就不在乎降级这样的大事,更离谱的是她上课时完全不听讲，却拿过我的书包翻翻捡捡。我夺过书包，让她听讲课，她就用手使劲掐我的大腿，疼得我呲牙咧嘴又不敢做声，只能狠狠瞪她，可她却是一脸坏笑。我不想和她呆在一起，下了课，放了学都躲她远远的，我可帮不了她。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帮助的她，还要求我放学后找她一起学习、写作业，这可难坏了我。我在饭桌上说了这件事，爸爸说，我应该找她一起学习。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家，那是柳姥姥搬走后我第一次走进那个与我家近在咫尺的房子。她家厨房里乱得一塌糊涂，好容易腾出一个小炕桌，我招呼于长玲和我坐下来写作业，告诉她不会的地方问我，可她把书包甩给我说，没有笔和本，写不了作业，然后就去厨房乒乒乓乓的剁饲料去了。我把铅笔盒里的文具分给她，告诉她先用这些写作业，可她根本不理睬，我只好提着书包回了家。我气愤地对妈妈说了于长玲的“劣迹”，妈妈告诉我，看来她已经习惯这样了，所以不能着急改变她，明天再试一试吧。第二天晚上妈妈下班的时候，提了一兜新买的文具，让我带去了她家。我指着一摞作业本和文具盒告诉于长玲，这是送给她的，她惊讶地望着我，张大了嘴没说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跟我进了屋，她翻看着文具盒里满满的笔、尺和橡皮，翻着一本本方格本，笔记本和算草本，又盯着我问：“是王姨专门给我买的吗？” 我点点头，她眼圈红了。看来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她也会动情。
从那以后，于长玲不再冷面对我，不再掐我。每天晚上和我坐在一起安静地做作业，虚心地问问题，在课间做游戏的时候，不管谁和我有了意见分歧，她都会往我边上一站，摆出一副谁要是说我一个不字，她就会不客气的架式，俨然我的“好大姐”。
可是，于长玲还是没能和我继续学习下去，没等念完四年级，她便辍学了。于大婶的精神病复发了，整天唠唠叨叨，不能干活,带孩子、喂猪、做饭的活儿都落在了于长玲身上。她家的情况更糟糕了，即使于大叔一天到晚拼命的做豆腐，也只领取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
196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放学路过位于上海路的站前街道办事处时，看见路边的板报栏里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是一张批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光荣榜”。“光荣榜”上有十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于长玲”。我以为看错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她，我的邻居于长玲。
我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想着，我还在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而于长玲却要离开家，一个人孤零零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劳动，去生活了。可她才只有十五岁啊！好长时间里，我心里都特别难过，想着她的处境，无法平静。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去北京“串联”回来，经过林西路的柳树林时，见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穿着我从来未见过的丝绸旗袍，印着鲜艳的牡丹花图案。一大群小孩子紧紧跟在她后面跑，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着“地主婆，地主婆”。她盲无目的的快步走着，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毛主席啊共产党。” 她是于大婶，她终于真的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傍晚，我在石桥子住宅的南面，当时还是预制板厂的大门外经过时，突然一声“二姐”的喊声传来，一辆三轮车停在我面前，一个中年男人憨厚地对我笑着说：“二姐，我是于长志。”三十年后的巧遇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我们站在苍茫夜色中说了很多话。我知道了于大叔一直在酱菜厂工作，后来于长志又接了班，也在酱菜厂工作。子女和父母连工作单位和职业都一样，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征之一吧。
当年那个流着鼻涕，伸出长满冻疮的小手拣煤核的男孩已下岗，在蹬着“神牛”（锦州市闻名的人力三轮车牌子）拉客人，他一再亲热的对我说：“二姐，家里有什么事，一定找我帮忙啊。”我虽然“忙”得再也没联系过他，可是我不会忘记他，有时想到他，也会想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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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家的北门走出去，隔着一个院落是一幢门朝东开的房子,房子里曾住着一位姓柳的单身姥姥。柳姥姥很像我从画报上看到的古代美女，举止谈吐温文尔雅，穿着整洁一尘不染。她把院子里种满了鲜花，芳香四溢。我天天跑到她的院子里看花。柳姥姥常常摘下一束花送给奶奶，让她泡在花瓶里。柳姥姥每天都站在我家的北窗前和坐在炕上的奶奶聊天，聊上很久。奶奶去世后不久，柳姥姥被她的女儿接去南方了。
柳姥姥住过的房子搬来了一户新主人，姓于。一个清清爽爽的一口之家，突然换作了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整天闹闹哄哄、吵吵嚷嚷，甚至骂骂咧咧，美丽的花园被践踏得乱七八糟，还在院子里养起了猪，大猪又下小猪，一群猪嗷嗷待哺，难闻的气味从北门飘进我家厨房。
妈妈关闭并封上了北门，可于家的园地又向南延伸，堵住了我家向北的通道，使我们离北边的邻居和小朋友们远了。每天还会从他们家里传出于大婶叫骂的声音，她骂的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我听着她每天都重复的骂词，怎么也搞不懂，她在骂什么。后来终于被妈妈分析出来，她骂的是“现世报，还愿的玩意儿”, 可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
和于大婶的怒吼叫骂声对应的是于大叔的安静寡言。于大叔本来开着豆腐坊，公私合营后，他家的豆腐坊被“合营”了，和合营前一样，偌大的豆腐坊里每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他穿着长及膝盖的水靴，不是提着水桶就是端着豆腐板，在积水的地上工作。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面色苍白，整天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于大叔的性格真温和，有时候，豆腐坊成了我们捉迷藏的藏身之处，一群孩子在那里窜来窜去，他从来都没有斥责过我们。不知道是听谁说的，用做豆腐的水洗头，头发会光滑发亮，我们这一大帮孩子就天天轮流到豆腐坊去端水回家洗头，于大叔给我们一盆盆的舀好水，从来不嫌烦。
于大叔家有五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三个男孩儿里大的叫于长志，另外两个是双胞胎，他们整天在于大婶的骂声中忙碌，在商店周围拣菜叶菜帮，在林西路的林荫道旁拣树枝树叶，在邻居们的房屋间穿来穿去拣煤核，他们的身上脸上总是脏兮兮的，从来不和住宅区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开始我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不喜欢于家姐弟，可是看他们在每家放在门前的垃圾箱里和堆在街上的煤灰中翻来拣去只是为了找到几块没燃尽的煤块时，才发现他们家的门口和别人家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煤堆，既没有煤块，也没有煤面。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讨厌了，他们是勤劳能干的孩子。我常常走近他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帮他们一起拣煤核。在家里我也开始抢着生炉子、倒煤灰，把红红的没燃尽的煤块铲出炉膛，让它熄灭，然后倒在炉灰箱里，等着于长志来拣走。看见他对着一箱的黑煤核那咧着嘴乐的样子，我也会高兴。
小学三年级时，班里分来了一个“降级生”，是我的邻居，于家的二女儿于长玲。让我意外的是老师居然调走了我的同桌，让她和我做了同桌，理由是让我帮助她提高学习成绩。看她那嘻皮笑脸的样子，根本就不在乎降级这样的大事,更离谱的是她上课时完全不听讲，却拿过我的书包翻翻捡捡。我夺过书包，让她听讲课，她就用手使劲掐我的大腿，疼得我呲牙咧嘴又不敢做声，只能狠狠瞪她，可她却是一脸坏笑。我不想和她呆在一起，下了课，放了学都躲她远远的，我可帮不了她。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帮助的她，还要求我放学后找她一起学习、写作业，这可难坏了我。我在饭桌上说了这件事，爸爸说，我应该找她一起学习。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家，那是柳姥姥搬走后我第一次走进那个与我家近在咫尺的房子。她家厨房里乱得一塌糊涂，好容易腾出一个小炕桌，我招呼于长玲和我坐下来写作业，告诉她不会的地方问我，可她把书包甩给我说，没有笔和本，写不了作业，然后就去厨房乒乒乓乓的剁饲料去了。我把铅笔盒里的文具分给她，告诉她先用这些写作业，可她根本不理睬，我只好提着书包回了家。我气愤地对妈妈说了于长玲的“劣迹”，妈妈告诉我，看来她已经习惯这样了，所以不能着急改变她，明天再试一试吧。第二天晚上妈妈下班的时候，提了一兜新买的文具，让我带去了她家。我指着一摞作业本和文具盒告诉于长玲，这是送给她的，她惊讶地望着我，张大了嘴没说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跟我进了屋，她翻看着文具盒里满满的笔、尺和橡皮，翻着一本本方格本，笔记本和算草本，又盯着我问：“是王姨专门给我买的吗？” 我点点头，她眼圈红了。看来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她也会动情。
从那以后，于长玲不再冷面对我，不再掐我。每天晚上和我坐在一起安静地做作业，虚心地问问题，在课间做游戏的时候，不管谁和我有了意见分歧，她都会往我边上一站，摆出一副谁要是说我一个不字，她就会不客气的架式，俨然我的“好大姐”。
可是，于长玲还是没能和我继续学习下去，没等念完四年级，她便辍学了。于大婶的精神病复发了，整天唠唠叨叨，不能干活,带孩子、喂猪、做饭的活儿都落在了于长玲身上。她家的情况更糟糕了，即使于大叔一天到晚拼命的做豆腐，也只领取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
196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放学路过位于上海路的站前街道办事处时，看见路边的板报栏里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是一张批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光荣榜”。“光荣榜”上有十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于长玲”。我以为看错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她，我的邻居于长玲。
我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想着，我还在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而于长玲却要离开家，一个人孤零零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劳动，去生活了。可她才只有十五岁啊！好长时间里，我心里都特别难过，想着她的处境，无法平静。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去北京“串联”回来，经过林西路的柳树林时，见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穿着我从来未见过的丝绸旗袍，印着鲜艳的牡丹花图案。一大群小孩子紧紧跟在她后面跑，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着“地主婆，地主婆”。她盲无目的的快步走着，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毛主席啊共产党。” 她是于大婶，她终于真的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傍晚，我在石桥子住宅的南面，当时还是预制板厂的大门外经过时，突然一声“二姐”的喊声传来，一辆三轮车停在我面前，一个中年男人憨厚地对我笑着说：“二姐，我是于长志。”三十年后的巧遇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我们站在苍茫夜色中说了很多话。我知道了于大叔一直在酱菜厂工作，后来于长志又接了班，也在酱菜厂工作。子女和父母连工作单位和职业都一样，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征之一吧。
当年那个流着鼻涕，伸出长满冻疮的小手拣煤核的男孩已下岗，在蹬着“神牛”（锦州市闻名的人力三轮车牌子）拉客人，他一再亲热的对我说：“二姐，家里有什么事，一定找我帮忙啊。”我虽然“忙”得再也没联系过他，可是我不会忘记他，有时想到他，也会想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
-------第二卷 第三章 10 左邻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