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依有真情在
爸爸妈妈相隔107天的两次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一些很多年不曾见过的面孔，也见到了我根本都不记得，甚至不认识的人。但我知道，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四、五十年前的同事、朋友、学生。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名字我耳熟能详，但对不上号，有些人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我默念花圈、花篮上书写的敬献者的名字，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两个已经离、退休二十来年的老人，他们一辈子清白、耿直，讨厌拉帮结派，远离勾心斗角，不懂尔虞我诈，反感投机钻营，他们不会逢迎，不会吹捧，不会高谈阔论，不会任人唯亲。他们是两个最普通平凡的老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在这个喧闹、嘈杂的世界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现在，他们离去了。
在殡仪馆告别厅门口，我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嚎啕大哭，那哭声无比悲哀、沉痛，那哭声震撼了所有的人，这也是我无数次的告别经历中唯一一次见到一个老人这样的恸哭，他是王承印叔叔，爸爸的至交。
50多年前，他们曾齐心协力，将一个新建的卫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辽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培养卫生技术人员的学校。1959年，一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大帽子扣在了王承印叔叔和爸爸的头上，他们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级别十三级的王承印叔叔被降到了十五级，去了锦州师范学院做办公室“代理副主任”，爸爸则被“发配”到当时的省立医院做内科主任。这些事情我是在文革中从王叔叔和爸爸的谈话中才知道的。这个冤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可是，50多年的时间里，不管在哪一个运动中，也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恶劣，他们的交往始终如一，爸爸妈妈和王承印叔叔三个人的最后一张合影，拍摄于2002年的夏季，是姐姐探亲回来时在家里拍的，照片中王叔叔挎着病中的爸爸。仅仅两个月后，妈妈摔倒了。
妈妈住院的日子里,王承印叔叔和他的妻子丁琪阿姨每隔几天就会去医院探望，每次相见，王承印叔叔和丁琪阿姨都会紧紧握住妈妈的手,摇着,他们的眼睛里总是泪光闪闪。王承印叔叔探望爸爸的时候，总会告诉他一些老同志的消息，然后两个人一起为他们高兴，庆幸、惋惜、叹息，看着他俩那认真的样子，我总会生出感慨。有时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面对面的坐着，互相望着，点着头，笑着，久久不说一句话。这种无言的对话是我不曾经历的场面，令我感动。
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王承印叔叔来了。他去酒店参加一个老同事的寿诞，酒席没散，突然特别想看爸爸，就步行走到了老年病房。王叔叔本是高兴而来的，临走时却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我送他到楼梯口时，他把我推了回来，不停的说着要我们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的话。就在当晚，爸爸离去。很多年来，我无数次回想这一情景，都无法不相信缘分这回事。
爸爸离开后我常常和王叔叔通电话，春节时也去看他，他总会提到他和爸爸的往事。有一次王叔叔在电话里突然又痛哭失声，无比痛苦的对我说：“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倒霉的时候，连累了他们，恢复职位后，也没给他们任何帮助。”我对他说，王叔叔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可王叔叔还是大哭不止。
2009年夏天，我和回国探亲的姐姐去看王叔叔，刚刚坐稳，王叔叔便迫不及待的拿出了一份“反党宗派集团”的定性、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我们，又一次给我们讲述那一段在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历史。当时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他，还有些遗憾地想，为了这遥远的往事，他一次次地陷入痛苦回忆，写材料、上访，在烈日下、寒风中奔走，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我把姐姐、王叔叔、丁琪阿姨和我的合影照片放在相册里，不时翻看，却把王叔叔给我的那份复印材料放在柜子的深处，不曾打开看过。直到有一天，王叔叔逝去的消息传来，我思绪万千，无法入睡，连夜找出了那份凝聚着上一代人生命印记的材料，仔细地阅读着，百感交集。
在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那个“集团”的名单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劳淑玑阿姨。
妈妈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国丽文和劳姨一起出现在病房里。站在妈妈的病床前，国丽文问劳姨：“认识吕旭多少年了？”劳姨说，从她刚满月的时候就认识了。是的，我家搬到锦州的第一时间，就和劳姨、杨洪木叔叔一家成了邻居，他们和爸爸妈妈成了同事。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在我家保存的有限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杨叔叔和劳姨年轻的身姿，照片上的杨叔叔是个美男子，还有一副和他的歌唱家弟弟杨洪基一样的好歌喉。他是著名的腹外“一把刀”，退休好多年了，一直出着专家门诊。搬到石桥子，他们又成了邻居，妈妈和劳姨一起散步，去市场，去公园，天天有约。
爸爸妈妈和杨叔叔、劳姨的友情持续了半个世纪，他们为一个同样的理想努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热情、勤奋、舍身忘已，他们又共同承担灾难和不公的评判。五十年的相识、相知，五十年的风霜雨雪锤炼了他们至真至诚的友情，从妈妈住院的第一天起，杨叔叔那奔波的身影就一直在我们身边陪伴，从妈妈住院，爸爸转院，给妈妈会诊，为爸爸在两个医院之间斡旋，都是杨叔叔一手操持，我没有求过杨叔叔，我也没有谢过杨叔叔，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想在我的前面，全力以赴的去做，责无旁贷。
爸爸妈妈离开以后，在我的手术出现事故的关键时刻，杨叔叔及时来到我身边，制止了医疗中滥用抗菌素，贻误病情的重大失误，避免了更大的生命危险，使我转危为安。
刘向志叔叔是我们的邻居，为人谦和、礼貌，直到妈妈住院，才听到王承印叔叔告诉我他是妈妈的学生，也曾是爸爸当年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他退休前，就是妈妈所住的神经内科主任，退休后一直在盘锦任教，他利用回锦休假或讲学的时间，一次次地来到妈妈身边，找有关人员研究、分析病情，成了我的顾问和依靠。
妈妈住院半个月后，医生加大了甘露醇的用量，全天三次输入，可是刚刚过了一天，我就发现导尿管变成了鲜红的颜色，报告医生后，给我的回答是：正常血尿。我不知道“正常血尿”是什么意思，请求他们开化验单验尿，第二天继续血尿，我再次追问医生，回答依然是正常血尿。然后是国庆节放假，整整三天，妈妈的血尿依旧，但不见医生踪影。十月三日下午，刘向志叔叔来探望妈妈，听我说了事情经过，又亲眼见到了血尿，告诉我，这是由于甘露醇用量过大，损伤了肾脏，引起的血尿，应立即停用甘露醇。刘叔叔立即给科主任打电话，请他停用甘露醇。护士站的值班人员接到科主任的电话，停用了甘露醇，当日夜里，妈妈的血尿消失了。庆幸之余，我真是后怕：如果不是因为刘向志叔叔，那么妈妈的“正常血尿”不是要一直继续下去吗？
爸爸和妈妈住在同一个病房的时候，大夫给爸爸静脉滴注了叫“精脑”的药。用了“精脑”的爸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眼睛睁得又大又亮，还拍着床大叫大嚷，我怀疑是用药损害了爸爸的神经系统，去向大夫请求停药，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住院就得用药。所谓用药，就是输液，在医院住院的病人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挂着输液瓶，加进各种各样的药，否则就只能出院。万般无奈之际，恰好刘向志书叔叔来探视，我向他说出了我的疑虑。刘叔叔告诉我，他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精脑“损伤中枢神经”。刘叔叔去跟院方交涉，在他的要求下，医院停止了给爸爸用“精脑”,爸爸马上恢复了正常。如果没有刘叔叔的“介入”，那么爸爸会被“精脑”治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赵福纯伯伯告诉我，他比爸爸大一岁，他是悼念爸爸的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赵伯伯相貌堂堂，像儒雅的学者，也像谦谦君子。1970年，赵伯伯和我们家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分到一个公社。赵伯伯和爸爸都是不善于交际，不会应酬的人，却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时时相聚，相谈甚欢。赵伯伯曾是医院财务科长，是踏实忠厚的人，他最清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爸爸是怎样把自己的工资一笔笔地充了公,一笔笔地资助给了病人和家属。这些曾经是很多人茶余饭后谈资的往事，早已随着“与时俱进”的时髦呼喊，像淡淡的云雾一样随风散去,但是它们却像爸爸的品格一样牢牢地印在了赵伯伯的心里，永远挥之不去。
爸爸和赵伯伯之间的交情连一次饭店里的大餐都不曾一起吃过，就如水一样的淡。这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迈着不太灵活的脚步,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医院之间，看望爸爸、妈妈，一次次对我细心叮嘱。当爸爸又一次转到铁路医院的时候，赵伯伯一路打听一路找，整整用了半天时间才走到医院，又在爸爸的弥留之际奇迹般地来到病床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费了一个星期的周折才实现的。
赵伯伯不听大家的劝阻，一个人步行到医院，一个人乘车去殡仪馆，连续参加了爸爸、妈妈的告别仪式，又拒绝参加答谢会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家去。面对他的滂沱泪水，泣不成声，我无法不承认，他们的友谊似海样深。
父辈的友情告诉了我：时间可以流逝,历史可以改写,小人可以得势,谎言可以当道,权势可以压制真理，恶行可以欺骗善良,但是人间总会有真情。只有真情，才会永存。
世间依有真情在
旭子 (2026-10-14 09:23:26) 评论 (0)
世间依有真情在
爸爸妈妈相隔107天的两次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一些很多年不曾见过的面孔，也见到了我根本都不记得，甚至不认识的人。但我知道，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四、五十年前的同事、朋友、学生。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名字我耳熟能详，但对不上号，有些人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我默念花圈、花篮上书写的敬献者的名字，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两个已经离、退休二十来年的老人，他们一辈子清白、耿直，讨厌拉帮结派，远离勾心斗角，不懂尔虞我诈，反感投机钻营，他们不会逢迎，不会吹捧，不会高谈阔论，不会任人唯亲。他们是两个最普通平凡的老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在这个喧闹、嘈杂的世界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现在，他们离去了。
在殡仪馆告别厅门口，我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嚎啕大哭，那哭声无比悲哀、沉痛，那哭声震撼了所有的人，这也是我无数次的告别经历中唯一一次见到一个老人这样的恸哭，他是王承印叔叔，爸爸的至交。
50多年前，他们曾齐心协力，将一个新建的卫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辽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培养卫生技术人员的学校。1959年，一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大帽子扣在了王承印叔叔和爸爸的头上，他们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级别十三级的王承印叔叔被降到了十五级，去了锦州师范学院做办公室“代理副主任”，爸爸则被“发配”到当时的省立医院做内科主任。这些事情我是在文革中从王叔叔和爸爸的谈话中才知道的。这个冤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可是，50多年的时间里，不管在哪一个运动中，也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恶劣，他们的交往始终如一，爸爸妈妈和王承印叔叔三个人的最后一张合影，拍摄于2002年的夏季，是姐姐探亲回来时在家里拍的，照片中王叔叔挎着病中的爸爸。仅仅两个月后，妈妈摔倒了。
妈妈住院的日子里,王承印叔叔和他的妻子丁琪阿姨每隔几天就会去医院探望，每次相见，王承印叔叔和丁琪阿姨都会紧紧握住妈妈的手,摇着,他们的眼睛里总是泪光闪闪。王承印叔叔探望爸爸的时候，总会告诉他一些老同志的消息，然后两个人一起为他们高兴，庆幸、惋惜、叹息，看着他俩那认真的样子，我总会生出感慨。有时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面对面的坐着，互相望着，点着头，笑着，久久不说一句话。这种无言的对话是我不曾经历的场面，令我感动。
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王承印叔叔来了。他去酒店参加一个老同事的寿诞，酒席没散，突然特别想看爸爸，就步行走到了老年病房。王叔叔本是高兴而来的，临走时却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我送他到楼梯口时，他把我推了回来，不停的说着要我们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的话。就在当晚，爸爸离去。很多年来，我无数次回想这一情景，都无法不相信缘分这回事。
爸爸离开后我常常和王叔叔通电话，春节时也去看他，他总会提到他和爸爸的往事。有一次王叔叔在电话里突然又痛哭失声，无比痛苦的对我说：“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倒霉的时候，连累了他们，恢复职位后，也没给他们任何帮助。”我对他说，王叔叔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可王叔叔还是大哭不止。
2009年夏天，我和回国探亲的姐姐去看王叔叔，刚刚坐稳，王叔叔便迫不及待的拿出了一份“反党宗派集团”的定性、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我们，又一次给我们讲述那一段在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历史。当时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他，还有些遗憾地想，为了这遥远的往事，他一次次地陷入痛苦回忆，写材料、上访，在烈日下、寒风中奔走，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我把姐姐、王叔叔、丁琪阿姨和我的合影照片放在相册里，不时翻看，却把王叔叔给我的那份复印材料放在柜子的深处，不曾打开看过。直到有一天，王叔叔逝去的消息传来，我思绪万千，无法入睡，连夜找出了那份凝聚着上一代人生命印记的材料，仔细地阅读着，百感交集。
在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那个“集团”的名单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劳淑玑阿姨。
妈妈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国丽文和劳姨一起出现在病房里。站在妈妈的病床前，国丽文问劳姨：“认识吕旭多少年了？”劳姨说，从她刚满月的时候就认识了。是的，我家搬到锦州的第一时间，就和劳姨、杨洪木叔叔一家成了邻居，他们和爸爸妈妈成了同事。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在我家保存的有限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杨叔叔和劳姨年轻的身姿，照片上的杨叔叔是个美男子，还有一副和他的歌唱家弟弟杨洪基一样的好歌喉。他是著名的腹外“一把刀”，退休好多年了，一直出着专家门诊。搬到石桥子，他们又成了邻居，妈妈和劳姨一起散步，去市场，去公园，天天有约。
爸爸妈妈和杨叔叔、劳姨的友情持续了半个世纪，他们为一个同样的理想努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热情、勤奋、舍身忘已，他们又共同承担灾难和不公的评判。五十年的相识、相知，五十年的风霜雨雪锤炼了他们至真至诚的友情，从妈妈住院的第一天起，杨叔叔那奔波的身影就一直在我们身边陪伴，从妈妈住院，爸爸转院，给妈妈会诊，为爸爸在两个医院之间斡旋，都是杨叔叔一手操持，我没有求过杨叔叔，我也没有谢过杨叔叔，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想在我的前面，全力以赴的去做，责无旁贷。
爸爸妈妈离开以后，在我的手术出现事故的关键时刻，杨叔叔及时来到我身边，制止了医疗中滥用抗菌素，贻误病情的重大失误，避免了更大的生命危险，使我转危为安。
刘向志叔叔是我们的邻居，为人谦和、礼貌，直到妈妈住院，才听到王承印叔叔告诉我他是妈妈的学生，也曾是爸爸当年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他退休前，就是妈妈所住的神经内科主任，退休后一直在盘锦任教，他利用回锦休假或讲学的时间，一次次地来到妈妈身边，找有关人员研究、分析病情，成了我的顾问和依靠。
妈妈住院半个月后，医生加大了甘露醇的用量，全天三次输入，可是刚刚过了一天，我就发现导尿管变成了鲜红的颜色，报告医生后，给我的回答是：正常血尿。我不知道“正常血尿”是什么意思，请求他们开化验单验尿，第二天继续血尿，我再次追问医生，回答依然是正常血尿。然后是国庆节放假，整整三天，妈妈的血尿依旧，但不见医生踪影。十月三日下午，刘向志叔叔来探望妈妈，听我说了事情经过，又亲眼见到了血尿，告诉我，这是由于甘露醇用量过大，损伤了肾脏，引起的血尿，应立即停用甘露醇。刘叔叔立即给科主任打电话，请他停用甘露醇。护士站的值班人员接到科主任的电话，停用了甘露醇，当日夜里，妈妈的血尿消失了。庆幸之余，我真是后怕：如果不是因为刘向志叔叔，那么妈妈的“正常血尿”不是要一直继续下去吗？
爸爸和妈妈住在同一个病房的时候，大夫给爸爸静脉滴注了叫“精脑”的药。用了“精脑”的爸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眼睛睁得又大又亮，还拍着床大叫大嚷，我怀疑是用药损害了爸爸的神经系统，去向大夫请求停药，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住院就得用药。所谓用药，就是输液，在医院住院的病人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挂着输液瓶，加进各种各样的药，否则就只能出院。万般无奈之际，恰好刘向志书叔叔来探视，我向他说出了我的疑虑。刘叔叔告诉我，他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精脑“损伤中枢神经”。刘叔叔去跟院方交涉，在他的要求下，医院停止了给爸爸用“精脑”,爸爸马上恢复了正常。如果没有刘叔叔的“介入”，那么爸爸会被“精脑”治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赵福纯伯伯告诉我，他比爸爸大一岁，他是悼念爸爸的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赵伯伯相貌堂堂，像儒雅的学者，也像谦谦君子。1970年，赵伯伯和我们家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分到一个公社。赵伯伯和爸爸都是不善于交际，不会应酬的人，却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时时相聚，相谈甚欢。赵伯伯曾是医院财务科长，是踏实忠厚的人，他最清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爸爸是怎样把自己的工资一笔笔地充了公,一笔笔地资助给了病人和家属。这些曾经是很多人茶余饭后谈资的往事，早已随着“与时俱进”的时髦呼喊，像淡淡的云雾一样随风散去,但是它们却像爸爸的品格一样牢牢地印在了赵伯伯的心里，永远挥之不去。
爸爸和赵伯伯之间的交情连一次饭店里的大餐都不曾一起吃过，就如水一样的淡。这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迈着不太灵活的脚步,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医院之间，看望爸爸、妈妈，一次次对我细心叮嘱。当爸爸又一次转到铁路医院的时候，赵伯伯一路打听一路找，整整用了半天时间才走到医院，又在爸爸的弥留之际奇迹般地来到病床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费了一个星期的周折才实现的。
赵伯伯不听大家的劝阻，一个人步行到医院，一个人乘车去殡仪馆，连续参加了爸爸、妈妈的告别仪式，又拒绝参加答谢会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家去。面对他的滂沱泪水，泣不成声，我无法不承认，他们的友谊似海样深。
父辈的友情告诉了我：时间可以流逝,历史可以改写,小人可以得势,谎言可以当道,权势可以压制真理，恶行可以欺骗善良,但是人间总会有真情。只有真情，才会永存。
爸爸妈妈相隔107天的两次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一些很多年不曾见过的面孔，也见到了我根本都不记得，甚至不认识的人。但我知道，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四、五十年前的同事、朋友、学生。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名字我耳熟能详，但对不上号，有些人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我默念花圈、花篮上书写的敬献者的名字，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两个已经离、退休二十来年的老人，他们一辈子清白、耿直，讨厌拉帮结派，远离勾心斗角，不懂尔虞我诈，反感投机钻营，他们不会逢迎，不会吹捧，不会高谈阔论，不会任人唯亲。他们是两个最普通平凡的老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在这个喧闹、嘈杂的世界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现在，他们离去了。
在殡仪馆告别厅门口，我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嚎啕大哭，那哭声无比悲哀、沉痛，那哭声震撼了所有的人，这也是我无数次的告别经历中唯一一次见到一个老人这样的恸哭，他是王承印叔叔，爸爸的至交。
50多年前，他们曾齐心协力，将一个新建的卫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辽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培养卫生技术人员的学校。1959年，一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大帽子扣在了王承印叔叔和爸爸的头上，他们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级别十三级的王承印叔叔被降到了十五级，去了锦州师范学院做办公室“代理副主任”，爸爸则被“发配”到当时的省立医院做内科主任。这些事情我是在文革中从王叔叔和爸爸的谈话中才知道的。这个冤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可是，50多年的时间里，不管在哪一个运动中，也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恶劣，他们的交往始终如一，爸爸妈妈和王承印叔叔三个人的最后一张合影，拍摄于2002年的夏季，是姐姐探亲回来时在家里拍的，照片中王叔叔挎着病中的爸爸。仅仅两个月后，妈妈摔倒了。
妈妈住院的日子里,王承印叔叔和他的妻子丁琪阿姨每隔几天就会去医院探望，每次相见，王承印叔叔和丁琪阿姨都会紧紧握住妈妈的手,摇着,他们的眼睛里总是泪光闪闪。王承印叔叔探望爸爸的时候，总会告诉他一些老同志的消息，然后两个人一起为他们高兴，庆幸、惋惜、叹息，看着他俩那认真的样子，我总会生出感慨。有时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面对面的坐着，互相望着，点着头，笑着，久久不说一句话。这种无言的对话是我不曾经历的场面，令我感动。
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王承印叔叔来了。他去酒店参加一个老同事的寿诞，酒席没散，突然特别想看爸爸，就步行走到了老年病房。王叔叔本是高兴而来的，临走时却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我送他到楼梯口时，他把我推了回来，不停的说着要我们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的话。就在当晚，爸爸离去。很多年来，我无数次回想这一情景，都无法不相信缘分这回事。
爸爸离开后我常常和王叔叔通电话，春节时也去看他，他总会提到他和爸爸的往事。有一次王叔叔在电话里突然又痛哭失声，无比痛苦的对我说：“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倒霉的时候，连累了他们，恢复职位后，也没给他们任何帮助。”我对他说，王叔叔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可王叔叔还是大哭不止。
2009年夏天，我和回国探亲的姐姐去看王叔叔，刚刚坐稳，王叔叔便迫不及待的拿出了一份“反党宗派集团”的定性、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我们，又一次给我们讲述那一段在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历史。当时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他，还有些遗憾地想，为了这遥远的往事，他一次次地陷入痛苦回忆，写材料、上访，在烈日下、寒风中奔走，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我把姐姐、王叔叔、丁琪阿姨和我的合影照片放在相册里，不时翻看，却把王叔叔给我的那份复印材料放在柜子的深处，不曾打开看过。直到有一天，王叔叔逝去的消息传来，我思绪万千，无法入睡，连夜找出了那份凝聚着上一代人生命印记的材料，仔细地阅读着，百感交集。
在王承印叔叔和爸爸那个“集团”的名单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劳淑玑阿姨。
妈妈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国丽文和劳姨一起出现在病房里。站在妈妈的病床前，国丽文问劳姨：“认识吕旭多少年了？”劳姨说，从她刚满月的时候就认识了。是的，我家搬到锦州的第一时间，就和劳姨、杨洪木叔叔一家成了邻居，他们和爸爸妈妈成了同事。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在我家保存的有限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杨叔叔和劳姨年轻的身姿，照片上的杨叔叔是个美男子，还有一副和他的歌唱家弟弟杨洪基一样的好歌喉。他是著名的腹外“一把刀”，退休好多年了，一直出着专家门诊。搬到石桥子，他们又成了邻居，妈妈和劳姨一起散步，去市场，去公园，天天有约。
爸爸妈妈和杨叔叔、劳姨的友情持续了半个世纪，他们为一个同样的理想努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热情、勤奋、舍身忘已，他们又共同承担灾难和不公的评判。五十年的相识、相知，五十年的风霜雨雪锤炼了他们至真至诚的友情，从妈妈住院的第一天起，杨叔叔那奔波的身影就一直在我们身边陪伴，从妈妈住院，爸爸转院，给妈妈会诊，为爸爸在两个医院之间斡旋，都是杨叔叔一手操持，我没有求过杨叔叔，我也没有谢过杨叔叔，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想在我的前面，全力以赴的去做，责无旁贷。
爸爸妈妈离开以后，在我的手术出现事故的关键时刻，杨叔叔及时来到我身边，制止了医疗中滥用抗菌素，贻误病情的重大失误，避免了更大的生命危险，使我转危为安。
刘向志叔叔是我们的邻居，为人谦和、礼貌，直到妈妈住院，才听到王承印叔叔告诉我他是妈妈的学生，也曾是爸爸当年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他退休前，就是妈妈所住的神经内科主任，退休后一直在盘锦任教，他利用回锦休假或讲学的时间，一次次地来到妈妈身边，找有关人员研究、分析病情，成了我的顾问和依靠。
妈妈住院半个月后，医生加大了甘露醇的用量，全天三次输入，可是刚刚过了一天，我就发现导尿管变成了鲜红的颜色，报告医生后，给我的回答是：正常血尿。我不知道“正常血尿”是什么意思，请求他们开化验单验尿，第二天继续血尿，我再次追问医生，回答依然是正常血尿。然后是国庆节放假，整整三天，妈妈的血尿依旧，但不见医生踪影。十月三日下午，刘向志叔叔来探望妈妈，听我说了事情经过，又亲眼见到了血尿，告诉我，这是由于甘露醇用量过大，损伤了肾脏，引起的血尿，应立即停用甘露醇。刘叔叔立即给科主任打电话，请他停用甘露醇。护士站的值班人员接到科主任的电话，停用了甘露醇，当日夜里，妈妈的血尿消失了。庆幸之余，我真是后怕：如果不是因为刘向志叔叔，那么妈妈的“正常血尿”不是要一直继续下去吗？
爸爸和妈妈住在同一个病房的时候，大夫给爸爸静脉滴注了叫“精脑”的药。用了“精脑”的爸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眼睛睁得又大又亮，还拍着床大叫大嚷，我怀疑是用药损害了爸爸的神经系统，去向大夫请求停药，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住院就得用药。所谓用药，就是输液，在医院住院的病人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挂着输液瓶，加进各种各样的药，否则就只能出院。万般无奈之际，恰好刘向志书叔叔来探视，我向他说出了我的疑虑。刘叔叔告诉我，他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精脑“损伤中枢神经”。刘叔叔去跟院方交涉，在他的要求下，医院停止了给爸爸用“精脑”,爸爸马上恢复了正常。如果没有刘叔叔的“介入”，那么爸爸会被“精脑”治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赵福纯伯伯告诉我，他比爸爸大一岁，他是悼念爸爸的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赵伯伯相貌堂堂，像儒雅的学者，也像谦谦君子。1970年，赵伯伯和我们家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分到一个公社。赵伯伯和爸爸都是不善于交际，不会应酬的人，却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时时相聚，相谈甚欢。赵伯伯曾是医院财务科长，是踏实忠厚的人，他最清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爸爸是怎样把自己的工资一笔笔地充了公,一笔笔地资助给了病人和家属。这些曾经是很多人茶余饭后谈资的往事，早已随着“与时俱进”的时髦呼喊，像淡淡的云雾一样随风散去,但是它们却像爸爸的品格一样牢牢地印在了赵伯伯的心里，永远挥之不去。
爸爸和赵伯伯之间的交情连一次饭店里的大餐都不曾一起吃过，就如水一样的淡。这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迈着不太灵活的脚步,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医院之间，看望爸爸、妈妈，一次次对我细心叮嘱。当爸爸又一次转到铁路医院的时候，赵伯伯一路打听一路找，整整用了半天时间才走到医院，又在爸爸的弥留之际奇迹般地来到病床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费了一个星期的周折才实现的。
赵伯伯不听大家的劝阻，一个人步行到医院，一个人乘车去殡仪馆，连续参加了爸爸、妈妈的告别仪式，又拒绝参加答谢会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家去。面对他的滂沱泪水，泣不成声，我无法不承认，他们的友谊似海样深。
父辈的友情告诉了我：时间可以流逝,历史可以改写,小人可以得势,谎言可以当道,权势可以压制真理，恶行可以欺骗善良,但是人间总会有真情。只有真情，才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