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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对佛教和寺庙没什么好印象。佛寺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其间混杂着呛人的香火味。长大一些后，见到许多人去寺庙里烧香磕头许愿，要佛祖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考大学的心愿实现，在我看来形同对俗世中的有权者的贿赂。偶尔在大街上看见过路的和尚尼姑，与我熟悉的那些主流社会中人衣着不同，表情更不同 – 他们好像只是身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灵魂则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安家。

其实那时我对佛教本身并没有什么了解。我想我这些印象中的负面色彩有两个来源。一个因素是，养育了我的那个社会是共产主义革命催生的婴儿，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我们与传统的所有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佛教。在体制的喉舌中，我们都是骄傲的无神论者，我也自然而然这样认为，那么佛教的六道轮回就是无知迷信者躲避对死亡的恐惧的自我欺骗。另一个因素是，那时我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权力，而官方体制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值一提。

母亲大约五十岁时心脏病发作，住了好几个星期的医院，却并未查出任何器质性病变。后来回忆起那段时间家中的一些事，我推想那是母亲的中年危机爆发了。她年轻时忙于在工作中表现、为孩子奔波。四十多岁时，她被提拔为领导，有了一些小权力，每天找她来求情和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这些占据了她几乎所有的注意力。后来，她从官位上退居二线，事业夕阳西下，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孩子们也离家上了大学。这样她有了许多自由的时间，于是她原来无暇面对的那些生命意义之类的问题就赫然出现在了她面前。而她发现 – 或许她早已知道 – 自己热切跟随了前半生的共产主义信仰解决不了这些人生根本问题。就在那个时候，与她最亲近的一个姐姐骤然离世。

我对那段时间的父亲的印象不深了，只记得他天天吃治哮喘的药，把胃吃坏了之后又天天吃治胃的药。

那时他们不过是五十岁出头，比我现在的年纪还要轻，我却觉得他们已经老得不行了。

他们开始四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们先是花了好几年跟着一个气功大师学习，后来又开始追随一位佛教大师。听到他们跟我心目中这个最落后、最迷信的东西打得火热时，我心中升起一些不屑。

小时候，我每次跟着母亲下班回家，走过县城的街道时，母亲好像跟街上碰到的每个人都要寒暄一通、我总要抱着极大的耐性等着母亲跟各种人把话说完。在退了休，开始修习佛教后，他们搬到北京，住在人口拥挤的高层住宅小区，每天闭门念佛，与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他们在人声鼎沸的首都闹市找到了自己安静的桃花源，一点也不想念老家时那种社交密集型的生活。他们离开老家的愿望之决绝，跟我在高中时那样。

这些回忆让我意识到，他们在小镇的权力中心工作了那么多年，认识许多人，但他们对那种绕着柴米油盐打转的社交活动在心中早已厌烦。佛教讨论的内省、人生意义、生死等问题才是他们愿意关注的问题。他们的灵魂在游荡多半生后终于找到了安放的地方，也算得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

他们不断寄来大师的书、光碟、念佛机和各种纪念品，每次打电话都要问我看书看光碟了没有。他们要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放一个念佛机，日夜播放佛号，包括在没有人住的房间里。我心里不胜其烦，对这一套没有任何好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对佛教本来就有很深的成见，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我正沉溺于儿时旧事的回味中，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在那些回味中降到了最低点。但我从小到大没有反驳过他们，那时也无法聚集起反驳的勇气。

我把他们的传道热情解读为他们的权力情结的继续。从前是党国体制对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对我有绝对的权力。现在，是佛教和大师对他们有了绝对的权力，而我虽然已经成年，他们认为他们仍然拥有对我的绝对权力。

假如在他们学佛之后我再当一次他们的年幼的孩子，我的境遇会不会比上次好一点？我怀疑。

但我也注意到他们在学佛几年后，凝固在脸上多半生的焦虑和惧色开始褪去，开始有平和之气现出，比原来也显得更年轻了。母亲的脸上阴沉的时候少了、笑容多起来了。本来木讷寡言的父亲变得如演说家一样滔滔不绝。有晚辈来拜望时，他要一遍又一遍地宣传念佛的好处、千叮咛万嘱咐他们要念佛得往生。

就我所见，他们的这些改变来自于两个因素：

首先，在大师的提倡之下，他们学会了与自己的过往经历、欲望和情绪打交道。那时他们一个经常的功课就是回忆往事、忏悔自己的过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母亲那时开始为自己年轻时的许多做法感到懊悔和歉意：对丈夫的蔑视、对自己母亲的不耐烦、对继父和公公的不敬。

那时我跟她聊天，提起她前几年写的回忆录，她说写得不好。我对此的理解是，她在文中除了对外祖母的发自肺腑的赞扬与感激，对其他许多长辈和亲人都有不少怨言。学佛后，她开始意识到了她自己这一方的问题。

记得一些宗教中有个观点：人在伤害别人时，他也伤害了自己。母亲的这些自省是发自心底的真诚，治愈了许多她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可能是由于这些自省，父母亲之间的感情在那些年里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没有听她提起过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的反思。她信奉的那个佛教门派有许多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的成分，孩子所有需要做的事只是遵守长辈的命令，她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费更多的心思。同样，外祖母对她的教育方式也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他们学会了面对让他们最恐惧的那个东西：死亡。我一直都相信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其生活中所有的恐惧感的总根源，我猜想他们也不例外，而那个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说法从来也没有说服过他们，虽然他们从未说过共产党的坏话。我想他们在接触佛教之前从未正面面对过死亡这个问题；死亡隐藏在阴影中、在他们的背后左右着他们的人生观。正是这恐惧驱使他们在中年时学习旨在强身健体的气功，但所谓强身健体也不过是暂时转移了对死亡的恐惧而已。

他们学的佛教则一反他们前半生的回避死亡的态度，把死亡变成了最中心的话题。

他们在与我的每次谈话中都要大谈死亡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才六十多岁时就给我和兄长非常详尽地写好了他们一旦生命接近终结时的各种必须注意事项。

虽然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这一套，但我为他们终于把这个最大的恐惧抛在了脑后而高兴。

在能面对死亡之后，他们也能开始面对每日生活中的各种焦虑和不适。他们总是把感恩挂在嘴边，我很少再听到他们抱怨生活有任何困难、谁亏待了他们。

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让我对佛教开始发生了兴趣。我很喜欢“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我隐隐感到，我的“暗物质”深处的确有“智慧德相”，但有两种障碍在阻挡着我享用这些财富。首先是我的妄想 – 那些总想够到、却总也够不到的那些需求：安全感、归属感和重要感。我在妄想中挣扎时，注意力向外，就难以了解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智慧德相”。

其次是我的执着 – 我的理解就是明明正在被那些情结和欲望驱使，却对此没有知觉的状态。我的前三十年就是这样，即使真理就在眼前也视而不见。在我破除了这个执着后，我发现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在身边。

与儒教相似，佛教经典中也是说教多而故事少，其对话多是没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智力游戏。

我在读故事时，故事里的人物并没有直接号令我该做什么，我与他们是平等的。我在听到理论和号令时，我在被要求接受这些理论、按照这些号令来做；塞给我这些理论和号令的人高高在上。我读佛经的中文版，便感到那里面的佛与弟子们之间的关系俨然就是中国古代朝堂上说一不二的皇帝和唯唯诺诺的臣子之间的关系，由此我设想我的父母亲在读这些经书时，他们会把自己矮化到什么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