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了“爱憎分明”，结果就是嫌富爱贫。我那时恨地主、恨资本家，同情穷人。电影《暴风骤雨》里面有个赵光腚，他的名字经常被同学用来打趣，我则不以为然，觉得不该拿穷人开涮，何况他死得很悲壮。《大浪淘沙》里的金恭绶，一出场破衣烂衫的，也让我对他顿生好感。“穷”是无产阶级的标志，这已经深入到我的潜意识。我在前面背汪兵回家，固然是想找点好事做，但也与他穷有关。在福利区，像他父亲那样的“非常驻人口”总有几十个。他们从农村出来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生活条件很差。
福利区还有一类“流动人口”，则是进来做小生意的手工业者。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靠倒买倒卖挣钱的小商贩基本绝迹——除了收破烂的。但手工业者是靠劳动吃饭的，尽管属于个体户，仍在一定限度内被容忍。至于摆小吃摊的，则完全见不到——虽然他们也凭手艺挣钱，却搞不到粮油，那些都是凭票供应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手工业只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受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排挤，根本长不大。从业者没有单位接收，都是单干，姥姥不痛舅舅不爱的，处于社会边缘。来福利区“拾遗补缺”的主要有四种人：第一种是磨刀的。他们的吆喝跟《红灯记》里的一模一样：“磨剪子嘞——戗菜刀！”这肯定不是陕西本土的吆喝。有了样板戏，估计全国干这一行的都跟着改了。戏里那个磨刀的是地下党，照着吆喝应该能够增加点职业安全感。
第二种是修皮鞋的。那时候一双皮鞋要穿十年八年，到后面全靠修，哪儿破了就补哪儿。手艺好的补完后用鞋油一打，基本上看不出来。不过更多的是处理鞋底——加前掌、换后掌和钉铁掌，至于换鞋底则是大活了。皮匠也收鞋底子，估计是拿来做衬底。各家的皮鞋穿到最后，就是卖底子——假如还没磨穿的话。
第三种是修理钢精锅、兼收钢精锅的。我家有个大蒸锅，底给烧坏了。修锅的居然找出一个口径完全相同的锅来，尽管很残破，但是底部完好，就给我家的锅做了器官移植手术。换完底以后，我家的锅长高了一大截，原先只能蒸一屉馒头，现在能蒸两屉了，妈妈觉得钱花得很值。
第四种是崩爆米花的。爆米花机是一个黑铁疙瘩，长得像封了口的老式加农炮，架在炉子上摇，膛内装着买主拿来的玉米或大米，外加几粒糖精（加糖不好，会糊）。火候到了，师傅便拉过一只长袋，把爆米花机的前半截塞进去。它的头上有个封口的销子，从袋边小孔伸出来。师傅用一根铁管套住销子，另一只手抓住摇把，隔着口袋往黑铁疙瘩上一踹，爆米花就炸入袋中。最后这一脚的娱乐性很强，孩子们会先把帽子扔到长袋上，赶紧跑开，然后转过身，捂住耳朵盯着师傅往下踹。随着一声巨响，所有帽子都腾云驾雾地飞到天上，比过年放炮都好看。
那时常来福利区崩爆米花的是爷孙俩。老的摇黑铁疙瘩，小的拉风箱。那小孩跟我年纪差不多，却穿着一双成人的褐色包头皮鞋，两只鞋前边都咧开了嘴。我每次看到，都觉得他应该找皮匠修一下。爆米花崩好以后，买主会把长袋清空，装入盆子端回家去。但长袋总会残留少量没有崩开的米粒，嵌在缝中。那小孩会等买主离开后，仔细地把米粒找出，一颗颗塞进嘴里。我很羡慕他的牙齿好，因为没有爆开的玉米粒很硬，但他都嘎嘣嘎地嚼碎咽下。他就这样从早吃到晚，最后仍是一副狼吞虎咽的模样。
他的爷爷胡须花白，面相很老，但实际年龄未必到得了六十。我后来学《卖炭翁》，读到“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马上就想起他来。爷俩的衣服破旧且长大，很不合身，颜色却差不多，穿着有点像工装，也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淘来的。
福利区常见的最后一类人，就是叫花子。他们甚至都不算“流动人口”，而应当称为“盲流”。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可供交易的资源，所以只能要饭。他们大都在城里要，但不时也会有几个跑到这边来。通常他们不进福利区，而是呆在北门旁边的那家知青饭馆外面，隔着窗户看客人吃饭。见有吃剩下的，就趁服务员收拾桌子时敲敲玻璃，服务员会把残羹冷炙都倒在一个碗里，端出去给他们。快打烊的时候，服务员还会让他们到馆子里面坐着吃。
妈妈有一回把一个叫花子领到家里来，翻箱倒柜地给他找旧衣服。这老兄的一身行头千疮百孔，都看不出原先是棉衣还是棉被，比忆苦思甜课上老农民展示的旧社会穿过的破衣服还要破。爸爸回来后得知此事，出于安全和卫生方面的考虑，劝妈妈以后不要把叫花子领进家门，可以拿些馒头和旧衣服送过去。
妈妈听了挺不高兴，说：“我路上见到他，就把他领回来。这么冷的天，再没衣服穿，能把人冻死。等我送过去？都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了。那人一看就是老实人，饿成这样也不偷不抢，只在饭馆外面等剩饭，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妈都能把叫花子领回家，还给炖蹄膀吃……再说我以前也是盲流，要是找不到接收单位，我也得要饭！”
我支持妈妈，大声为她辩护：“我在屋里写作业，他进门以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是穷人，不是坏人。我们要帮助穷人！”
2026-7-5
老烟记事（504） 穷人
烟斗狼 (2026-10-14 04:40:42) 评论 (1)学会了“爱憎分明”，结果就是嫌富爱贫。我那时恨地主、恨资本家，同情穷人。电影《暴风骤雨》里面有个赵光腚，他的名字经常被同学用来打趣，我则不以为然，觉得不该拿穷人开涮，何况他死得很悲壮。《大浪淘沙》里的金恭绶，一出场破衣烂衫的，也让我对他顿生好感。“穷”是无产阶级的标志，这已经深入到我的潜意识。我在前面背汪兵回家，固然是想找点好事做，但也与他穷有关。在福利区，像他父亲那样的“非常驻人口”总有几十个。他们从农村出来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生活条件很差。
福利区还有一类“流动人口”，则是进来做小生意的手工业者。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靠倒买倒卖挣钱的小商贩基本绝迹——除了收破烂的。但手工业者是靠劳动吃饭的，尽管属于个体户，仍在一定限度内被容忍。至于摆小吃摊的，则完全见不到——虽然他们也凭手艺挣钱，却搞不到粮油，那些都是凭票供应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手工业只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受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排挤，根本长不大。从业者没有单位接收，都是单干，姥姥不痛舅舅不爱的，处于社会边缘。来福利区“拾遗补缺”的主要有四种人：第一种是磨刀的。他们的吆喝跟《红灯记》里的一模一样：“磨剪子嘞——戗菜刀！”这肯定不是陕西本土的吆喝。有了样板戏，估计全国干这一行的都跟着改了。戏里那个磨刀的是地下党，照着吆喝应该能够增加点职业安全感。
第二种是修皮鞋的。那时候一双皮鞋要穿十年八年，到后面全靠修，哪儿破了就补哪儿。手艺好的补完后用鞋油一打，基本上看不出来。不过更多的是处理鞋底——加前掌、换后掌和钉铁掌，至于换鞋底则是大活了。皮匠也收鞋底子，估计是拿来做衬底。各家的皮鞋穿到最后，就是卖底子——假如还没磨穿的话。
第三种是修理钢精锅、兼收钢精锅的。我家有个大蒸锅，底给烧坏了。修锅的居然找出一个口径完全相同的锅来，尽管很残破，但是底部完好，就给我家的锅做了器官移植手术。换完底以后，我家的锅长高了一大截，原先只能蒸一屉馒头，现在能蒸两屉了，妈妈觉得钱花得很值。
第四种是崩爆米花的。爆米花机是一个黑铁疙瘩，长得像封了口的老式加农炮，架在炉子上摇，膛内装着买主拿来的玉米或大米，外加几粒糖精（加糖不好，会糊）。火候到了，师傅便拉过一只长袋，把爆米花机的前半截塞进去。它的头上有个封口的销子，从袋边小孔伸出来。师傅用一根铁管套住销子，另一只手抓住摇把，隔着口袋往黑铁疙瘩上一踹，爆米花就炸入袋中。最后这一脚的娱乐性很强，孩子们会先把帽子扔到长袋上，赶紧跑开，然后转过身，捂住耳朵盯着师傅往下踹。随着一声巨响，所有帽子都腾云驾雾地飞到天上，比过年放炮都好看。
那时常来福利区崩爆米花的是爷孙俩。老的摇黑铁疙瘩，小的拉风箱。那小孩跟我年纪差不多，却穿着一双成人的褐色包头皮鞋，两只鞋前边都咧开了嘴。我每次看到，都觉得他应该找皮匠修一下。爆米花崩好以后，买主会把长袋清空，装入盆子端回家去。但长袋总会残留少量没有崩开的米粒，嵌在缝中。那小孩会等买主离开后，仔细地把米粒找出，一颗颗塞进嘴里。我很羡慕他的牙齿好，因为没有爆开的玉米粒很硬，但他都嘎嘣嘎地嚼碎咽下。他就这样从早吃到晚，最后仍是一副狼吞虎咽的模样。
他的爷爷胡须花白，面相很老，但实际年龄未必到得了六十。我后来学《卖炭翁》，读到“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马上就想起他来。爷俩的衣服破旧且长大，很不合身，颜色却差不多，穿着有点像工装，也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淘来的。
福利区常见的最后一类人，就是叫花子。他们甚至都不算“流动人口”，而应当称为“盲流”。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可供交易的资源，所以只能要饭。他们大都在城里要，但不时也会有几个跑到这边来。通常他们不进福利区，而是呆在北门旁边的那家知青饭馆外面，隔着窗户看客人吃饭。见有吃剩下的，就趁服务员收拾桌子时敲敲玻璃，服务员会把残羹冷炙都倒在一个碗里，端出去给他们。快打烊的时候，服务员还会让他们到馆子里面坐着吃。
妈妈有一回把一个叫花子领到家里来，翻箱倒柜地给他找旧衣服。这老兄的一身行头千疮百孔，都看不出原先是棉衣还是棉被，比忆苦思甜课上老农民展示的旧社会穿过的破衣服还要破。爸爸回来后得知此事，出于安全和卫生方面的考虑，劝妈妈以后不要把叫花子领进家门，可以拿些馒头和旧衣服送过去。
妈妈听了挺不高兴，说：“我路上见到他，就把他领回来。这么冷的天，再没衣服穿，能把人冻死。等我送过去？都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了。那人一看就是老实人，饿成这样也不偷不抢，只在饭馆外面等剩饭，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妈都能把叫花子领回家，还给炖蹄膀吃……再说我以前也是盲流，要是找不到接收单位，我也得要饭！”
我支持妈妈，大声为她辩护：“我在屋里写作业，他进门以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是穷人，不是坏人。我们要帮助穷人！”
202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