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查尔斯国王街，紧邻唐宁街、议会大厦与大本钟的“丘吉尔作战室“，是二战期间英国的地下战时指挥中枢。不同于常规装修精致的展馆，这里完整保留了二战末期的原始样貌，没有过多修缮与美化，真实还原了战时的紧张环境，让观众得以直观了解二战期间英国的战时决策与运作体系。
“丘吉尔作战室“的正式名称为“内阁作战室“，始建于1938年，由财政部大楼的底层地下室改造为绝密地下掩体。1940年夏天起德军对伦敦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英国政府为保障战时指挥体系正常运转，将内阁的作战中心迁移至此。 这个作战室并非深层地下堡垒，其深度仅有三米多，依靠厚重的工字钢和混凝土加固顶板抵御轰炸。 但它胜在地理位置优越、保密性强，能够让首相与军方核心人员就近快速会商决策。从1940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里全天候不间断运转，直到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工作人员全员撤离并锁门封存。此后数十年未曾改动，完整定格了二战结束时的模样，直至1984年才正式对公众开放。
购票入场后，我顺着通道缓步走入地下区域。一进入此地，便彻底隔绝了地面的喧嚣。这里没有自然光，通道低矮狭窄，墙面朴素老旧，空气略带潮湿，整体氛围压抑肃穆，完全褪去了伦敦市区的繁华，瞬间让人带入战时的紧张氛围。整个展区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原汁原味的地下作战掩体和现代化的丘吉尔生平博物馆。
战时的内阁会议室是整个作战室最核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房间。这间会议室面积不大，仅有三十余平方米，空间十分局促。房间中央摆放着凹字形的长会议桌，桌椅排布紧密，当年内阁大臣、三军将领就是围坐在此召开会议。丘吉尔的专属座椅正对墙面的巨型地图，位置醒目。墙上挂满世界、欧洲及英国本土的作战地图，纸面布满岁月痕迹，留存着当年的标记痕迹。桌上整齐摆放着纸笔、文件与烟灰缸，全部为战时原物。墙上的时钟定格在16点58分，这是1940年夏天首次关键战时内阁会议的召开时间。二战期间，这里累计召开了115次内阁会议，敦刻尔克撤退、不列颠空战、诺曼底登陆等诸多改变二战走向的重大决策，都在此商议敲定。
1940年夏天的英国陷入至暗时刻，面对德军凌厉的攻势与国内的悲观情绪，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著名演说，留下传世名言：“我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场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永不投降。”正是在这间简陋的地下会议室里，他带领内阁顶住重压，坚定带领全国坚持抗战。狭小简陋的空间，承载了关乎英国存亡乃至欧洲战局的关键抉择。
地图室是地下掩体的运作核心，这里实行24小时三班轮值制度，全年无休，是战时全球战况的实时监控中心。房间内摆放着各类作战图表与通讯设备，工作人员会用彩色图钉、记号笔，实时更新欧洲战场、大西洋航线、远东战场的战况，每一处标记都对应着前线的实时态势。墙面的地图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图钉孔，都是战时长期使用留下的真实痕迹，没有任何后期修复。房间配备多条专线电话，其中象牙色专线是直通丘吉尔的专属线路，保障最高指令快速传达。诺曼底登陆的实时战报，就是从这里第一时间送达首相手中。站在这间房间里，能清晰感受到战时分秒必争、时刻紧绷的工作状态，所有前线战事的细微变动，都会在这里汇总、分析，最终转化为后方的作战指令。
参观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加密电话室，这间至关重要的通讯密室，当年竟伪装成普通厕所，极具隐蔽性。1943年投入使用后，这里搭载当时最先进的通话加密系统，专门用于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跨洋绝密通话。整套加密设备体积庞大，核心主机安置在伦敦市区的百货大楼地下室，通过专用电缆中转信号，有效规避了德军的监听，为英美两国的战时合作、战略协同提供了关键保障，是二战时期绝密通讯技术的典型代表。
许多影响二战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通过这间隐秘小屋的加密通话敲定的，其中就包括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关键磋商。 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中就提到，战争后期的纳粹德国败局已定，但仍试图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谋求自保，打出分化同盟国的算盘。德军高层曾秘密通过中立国向美、英、法西方同盟抛出一个有条件投降提议：德国愿意向西方国家单方面投降，放弃西线所有抵抗、交出占领区，但要求西方盟国停止对德作战，转而与纳粹德国联手进攻苏联。纳粹试图借此扭转东线战局，避免彻底覆灭的结局。
这一提议极具诱惑性，一旦西方盟国应允，二战的局势、乃至欧洲战后的格局都将彻底改写。得知这一密报后，丘吉尔第一时间在这间地下加密通讯室与罗斯福展开紧急跨洋通话，全面磋商应对方案。两人经过近两小时的审慎研判，一致识破了德国分化同盟、苟延残喘的阴谋，最终共同坚定表态：绝不接受纳粹德国的任何有条件投降，坚持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一决策彻底断绝了德国最后的侥幸幻想，巩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确保二战以彻底摧毁纳粹法西斯势力为目标收尾，避免了战后欧洲遗留更大的战乱隐患与地缘矛盾。这间不起眼的伪装密室，也因此见证了二战后期至关重要的一次战略抉择。
地下展区还保留了丘吉尔的私人套房，包含卧室、办公室与简易厨房。战时伦敦空袭频繁，为避免往返唐宁街的首相遭遇危险，丘吉尔常在夜间留宿这里。房间陈设极其简陋，家具简单朴素，空间狭小压抑，没有丝毫首相办公生活的奢华，足以见得战时条件的艰苦。即便身处简陋压抑的地下掩体，面对德军持续轰炸的绝境，丘吉尔始终意志坚定。他的立场贯穿了英国整个战时岁月，也精准诠释了这座地下指挥中心存在的意义。
周边的打字员室、总机室、员工休息区同样简陋狭小，地下底层的简易休息区，是数百名轮值工作人员短暂休整的地方。二战期间，这里最多有五百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岗，涵盖政务、军事、通讯、后勤各类岗位，全员日夜坚守，保障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其中大量女性工作人员承担了接线、打字、文书等关键工作，是战时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丘吉尔本人对这座地下作战室有着十分真实、立体的评价。他在1940年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第一次走进这里时，便坚定地留下名言：“这就是我指挥这场战争的地方。”在不列颠空战、德军持续轰炸伦敦的至暗时刻，他也曾直言，如果德军登陆英国，自己会坚守在这间会议室的座椅上，直至击退敌军或以身殉国，足以见得这里在他心中是国家的核心命脉。
但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十分清楚这座掩体的局限性，他曾私下吐槽这座掩体“名不副实”，坦言其根本无法做到完全防弹防爆，只是应急的临时指挥场所。他曾在战时信件中写道，这座作战室无法真正抵御重磅炸弹袭击，安全性能存在明显短板。也正因条件简陋、环境压抑，战时英国还预备了另一处备用地下指挥部，但丘吉尔始终认为那处备用场地环境恶劣、不适宜长期办公，于是坚持将核心指挥工作留在这里。丘吉尔在战后回望整场战争时反复提到，这座幽暗、简陋的地下工事，是英国熬过战争最艰难岁月、维系战时指挥体系的核心根基，所有关乎国运的关键决策，都诞生于这片狭小的地下空间。
这里没有虚构的复原场景，所有陈设、器物、痕迹都是二战的真实遗存，是一座定格在1945年的历史时间胶囊。以往在历史课本中读到的二战历史，都是抽象的文字与时间线，而置身这间作战室，看着斑驳的地图、老旧的通讯设备、狭小的会议空间，才真切体会到当年的艰难处境。正是在这样简陋甚至危险的环境中，英国的军政人员顶住德军轰炸，持续统筹战局、调度资源，支撑起了国家的战时运转。这座不起眼的地下工事，没有宏伟的建筑外观，却承载着厚重的家国记忆，见证了绝境中的坚守与抗争。它不仅是一座战时指挥场馆，更是反法西斯同盟坚守正义、摒弃私利的历史见证。
走出地下掩体，重回地面的阳光之中，回望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内心满是感慨与敬畏，也对二战历史、战时担当与国际正义有了更为深刻、真切的理解。 在作战室附近的议会广场，有一座丘吉尔青铜塑像，这也是伦敦最具代表性的丘吉尔纪念雕塑。塑像落成于1973年，整体比真人尺寸更大，基座方正朴素，正面刻有“丘吉尔”的英文字样。塑像中的他身着战时海军大衣，没有佩戴帽子，身体微微前倾，单手拄着拐杖，目光坚定地望向议会大厦与大本钟的方向，神态沉稳坚毅，还原了二战时期他坐镇伦敦、直面危局的领袖姿态。
除了议会广场这座主塑像，伦敦市区还有多处丘吉尔小型塑像与浮雕作品，分布在白厅、威斯敏斯特片区等战时核心区域，默默点缀在城市街头。这些公共雕塑没有过度神化的修饰，风格写实庄重，与周边的历史建筑融为一体，时刻提醒着往来游人这段战火岁月。地下作战室是他运筹帷幄的真实阵地，街头塑像是后人对他坚守与担当的长久铭记，一静一动、一地下一地上，共同构成了伦敦完整的二战历史记忆，也让我此次参观的收获更加饱满、深刻。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丘吉尔作战室参观记
长岛退休客 (2026-10-02 06:21:14) 评论 (0) 坐落于查尔斯国王街，紧邻唐宁街、议会大厦与大本钟的“丘吉尔作战室“，是二战期间英国的地下战时指挥中枢。不同于常规装修精致的展馆，这里完整保留了二战末期的原始样貌，没有过多修缮与美化，真实还原了战时的紧张环境，让观众得以直观了解二战期间英国的战时决策与运作体系。
“丘吉尔作战室“的正式名称为“内阁作战室“，始建于1938年，由财政部大楼的底层地下室改造为绝密地下掩体。1940年夏天起德军对伦敦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英国政府为保障战时指挥体系正常运转，将内阁的作战中心迁移至此。 这个作战室并非深层地下堡垒，其深度仅有三米多，依靠厚重的工字钢和混凝土加固顶板抵御轰炸。 但它胜在地理位置优越、保密性强，能够让首相与军方核心人员就近快速会商决策。从1940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里全天候不间断运转，直到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工作人员全员撤离并锁门封存。此后数十年未曾改动，完整定格了二战结束时的模样，直至1984年才正式对公众开放。
购票入场后，我顺着通道缓步走入地下区域。一进入此地，便彻底隔绝了地面的喧嚣。这里没有自然光，通道低矮狭窄，墙面朴素老旧，空气略带潮湿，整体氛围压抑肃穆，完全褪去了伦敦市区的繁华，瞬间让人带入战时的紧张氛围。整个展区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原汁原味的地下作战掩体和现代化的丘吉尔生平博物馆。
战时的内阁会议室是整个作战室最核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房间。这间会议室面积不大，仅有三十余平方米，空间十分局促。房间中央摆放着凹字形的长会议桌，桌椅排布紧密，当年内阁大臣、三军将领就是围坐在此召开会议。丘吉尔的专属座椅正对墙面的巨型地图，位置醒目。墙上挂满世界、欧洲及英国本土的作战地图，纸面布满岁月痕迹，留存着当年的标记痕迹。桌上整齐摆放着纸笔、文件与烟灰缸，全部为战时原物。墙上的时钟定格在16点58分，这是1940年夏天首次关键战时内阁会议的召开时间。二战期间，这里累计召开了115次内阁会议，敦刻尔克撤退、不列颠空战、诺曼底登陆等诸多改变二战走向的重大决策，都在此商议敲定。
1940年夏天的英国陷入至暗时刻，面对德军凌厉的攻势与国内的悲观情绪，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著名演说，留下传世名言：“我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场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永不投降。”正是在这间简陋的地下会议室里，他带领内阁顶住重压，坚定带领全国坚持抗战。狭小简陋的空间，承载了关乎英国存亡乃至欧洲战局的关键抉择。
地图室是地下掩体的运作核心，这里实行24小时三班轮值制度，全年无休，是战时全球战况的实时监控中心。房间内摆放着各类作战图表与通讯设备，工作人员会用彩色图钉、记号笔，实时更新欧洲战场、大西洋航线、远东战场的战况，每一处标记都对应着前线的实时态势。墙面的地图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图钉孔，都是战时长期使用留下的真实痕迹，没有任何后期修复。房间配备多条专线电话，其中象牙色专线是直通丘吉尔的专属线路，保障最高指令快速传达。诺曼底登陆的实时战报，就是从这里第一时间送达首相手中。站在这间房间里，能清晰感受到战时分秒必争、时刻紧绷的工作状态，所有前线战事的细微变动，都会在这里汇总、分析，最终转化为后方的作战指令。
参观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加密电话室，这间至关重要的通讯密室，当年竟伪装成普通厕所，极具隐蔽性。1943年投入使用后，这里搭载当时最先进的通话加密系统，专门用于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跨洋绝密通话。整套加密设备体积庞大，核心主机安置在伦敦市区的百货大楼地下室，通过专用电缆中转信号，有效规避了德军的监听，为英美两国的战时合作、战略协同提供了关键保障，是二战时期绝密通讯技术的典型代表。
许多影响二战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通过这间隐秘小屋的加密通话敲定的，其中就包括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关键磋商。 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中就提到，战争后期的纳粹德国败局已定，但仍试图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谋求自保，打出分化同盟国的算盘。德军高层曾秘密通过中立国向美、英、法西方同盟抛出一个有条件投降提议：德国愿意向西方国家单方面投降，放弃西线所有抵抗、交出占领区，但要求西方盟国停止对德作战，转而与纳粹德国联手进攻苏联。纳粹试图借此扭转东线战局，避免彻底覆灭的结局。
这一提议极具诱惑性，一旦西方盟国应允，二战的局势、乃至欧洲战后的格局都将彻底改写。得知这一密报后，丘吉尔第一时间在这间地下加密通讯室与罗斯福展开紧急跨洋通话，全面磋商应对方案。两人经过近两小时的审慎研判，一致识破了德国分化同盟、苟延残喘的阴谋，最终共同坚定表态：绝不接受纳粹德国的任何有条件投降，坚持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一决策彻底断绝了德国最后的侥幸幻想，巩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确保二战以彻底摧毁纳粹法西斯势力为目标收尾，避免了战后欧洲遗留更大的战乱隐患与地缘矛盾。这间不起眼的伪装密室，也因此见证了二战后期至关重要的一次战略抉择。
地下展区还保留了丘吉尔的私人套房，包含卧室、办公室与简易厨房。战时伦敦空袭频繁，为避免往返唐宁街的首相遭遇危险，丘吉尔常在夜间留宿这里。房间陈设极其简陋，家具简单朴素，空间狭小压抑，没有丝毫首相办公生活的奢华，足以见得战时条件的艰苦。即便身处简陋压抑的地下掩体，面对德军持续轰炸的绝境，丘吉尔始终意志坚定。他的立场贯穿了英国整个战时岁月，也精准诠释了这座地下指挥中心存在的意义。
周边的打字员室、总机室、员工休息区同样简陋狭小，地下底层的简易休息区，是数百名轮值工作人员短暂休整的地方。二战期间，这里最多有五百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岗，涵盖政务、军事、通讯、后勤各类岗位，全员日夜坚守，保障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其中大量女性工作人员承担了接线、打字、文书等关键工作，是战时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丘吉尔本人对这座地下作战室有着十分真实、立体的评价。他在1940年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第一次走进这里时，便坚定地留下名言：“这就是我指挥这场战争的地方。”在不列颠空战、德军持续轰炸伦敦的至暗时刻，他也曾直言，如果德军登陆英国，自己会坚守在这间会议室的座椅上，直至击退敌军或以身殉国，足以见得这里在他心中是国家的核心命脉。
但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十分清楚这座掩体的局限性，他曾私下吐槽这座掩体“名不副实”，坦言其根本无法做到完全防弹防爆，只是应急的临时指挥场所。他曾在战时信件中写道，这座作战室无法真正抵御重磅炸弹袭击，安全性能存在明显短板。也正因条件简陋、环境压抑，战时英国还预备了另一处备用地下指挥部，但丘吉尔始终认为那处备用场地环境恶劣、不适宜长期办公，于是坚持将核心指挥工作留在这里。丘吉尔在战后回望整场战争时反复提到，这座幽暗、简陋的地下工事，是英国熬过战争最艰难岁月、维系战时指挥体系的核心根基，所有关乎国运的关键决策，都诞生于这片狭小的地下空间。
这里没有虚构的复原场景，所有陈设、器物、痕迹都是二战的真实遗存，是一座定格在1945年的历史时间胶囊。以往在历史课本中读到的二战历史，都是抽象的文字与时间线，而置身这间作战室，看着斑驳的地图、老旧的通讯设备、狭小的会议空间，才真切体会到当年的艰难处境。正是在这样简陋甚至危险的环境中，英国的军政人员顶住德军轰炸，持续统筹战局、调度资源，支撑起了国家的战时运转。这座不起眼的地下工事，没有宏伟的建筑外观，却承载着厚重的家国记忆，见证了绝境中的坚守与抗争。它不仅是一座战时指挥场馆，更是反法西斯同盟坚守正义、摒弃私利的历史见证。
走出地下掩体，重回地面的阳光之中，回望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内心满是感慨与敬畏，也对二战历史、战时担当与国际正义有了更为深刻、真切的理解。 在作战室附近的议会广场，有一座丘吉尔青铜塑像，这也是伦敦最具代表性的丘吉尔纪念雕塑。塑像落成于1973年，整体比真人尺寸更大，基座方正朴素，正面刻有“丘吉尔”的英文字样。塑像中的他身着战时海军大衣，没有佩戴帽子，身体微微前倾，单手拄着拐杖，目光坚定地望向议会大厦与大本钟的方向，神态沉稳坚毅，还原了二战时期他坐镇伦敦、直面危局的领袖姿态。
除了议会广场这座主塑像，伦敦市区还有多处丘吉尔小型塑像与浮雕作品，分布在白厅、威斯敏斯特片区等战时核心区域，默默点缀在城市街头。这些公共雕塑没有过度神化的修饰，风格写实庄重，与周边的历史建筑融为一体，时刻提醒着往来游人这段战火岁月。地下作战室是他运筹帷幄的真实阵地，街头塑像是后人对他坚守与担当的长久铭记，一静一动、一地下一地上，共同构成了伦敦完整的二战历史记忆，也让我此次参观的收获更加饱满、深刻。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