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
—— 一个走读生的高考回忆
奚必安
1977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我从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二楼教室出来，几乎按捺不住愉悦之情而想放声一笑，但却不能，因为这里是1977年全国高考考场重地。
两天文科考试共四张考卷，我怎么感觉张张易如刀削豆腐？暗自估算考分，我以为每卷均可拿得80，也许更高。常言道，命好不如运好。数学考卷最后一道是微积分应用题，居然复习时做过，六六届高中毕业的长兄与我同桌温习数学，荐我一个导数公式，两分钟解题，轻松赚得10个大分。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升学考试。第一次，是小学考初中，当时的升学目标不高，仅是新闸路西康路口的五四中学，静安区重点；我的小学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上海市重点;这所前工部局小学，无论设施还是教学，堪称一流；我在小学的成绩，当然也属一流。那次考试的感觉，也如今天高考这般丝滑，本以为进区重点乃小菜一碟，那料发榜却名落孙山，掉进沪西中学，普通中学而已。这对我打击很大，挫折感强烈。自此，我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慢慢悟出：寡人有疾也。不，小人物，何谓之寡人？只是芸芸众生里的阿Q而已，那个众人嫌弃、头上有疤的阿Q。
我的疤，是当过旧时代律师和法官的父亲之政治身份。据父亲回忆，他毕业于旧上海知名高校、私立持志大学法律系，这是培植民国律师和法官的地方。虽然出过审判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出过代表新中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但早已式微的持志大学，基本上是为旧政府服务的产物。父亲当初毕业后，就从当律师开始，继而进入法界上层，历任缉毒法庭检察官，民事、刑事法官，做了那个时代那个职业和职位所干的那些事，犯了解放后被称之为“历史反革命”的罪，从而被法院撤职外放劳改。
因为这个疤，失去许多本可让我上进的机会，考初中只是一例。平时同学间时隐时现的嘲笑，个别老师另类的眼色，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或者不须说不须道的寒意，嵌在日常生活之方方面面，引你发怵，令你自惭形秽。鲁迅说，生活中常常会碰壁，碰多了，鼻子就会碰扁。我呢，因疤碰壁，因疤受辱，这样的味道尝多了，便麻木了，久而久之，居然默认自己的“原罪”，默认我真有与生俱来的罪。后来有人说此乃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并不理解；但若看到听到有人论及如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之类敏感话题，我会本能地知趣后退，避开高谈阔论；如同印度种姓社会的某些贱民奴仆一般，我也自认天生低人一等。其实，我是什么人？我并不很清楚；但我头上有个疤，我比什么人都清楚。
文革过去了，留了一张初中文凭给我。而后磨蹭几年，便进里弄生产组当小工。上海有个做氧气瓶仪表的厂，用低廉报酬，转移一些简单的车床、钻床活给家庭妇女干，我等无业青年，也被以七毛一天的工资，送入此行。七毛，可以吃三碗牛肉面，牛汤面则是七碗。工作是在老旧车床上，把金属仪表壳夹上，车个边放下来，再夹一个，再车个边，循环往复。我在操作时常常恍而自以为是《摩登时代》的卓别林，正用扳头在流水线上拧螺帽。人生，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无疑如春风徐来，吹暖我心。蠢蠢欲动，却又心有余悸，是我的踌躇。母亲的一句话，激起我的动力。母亲说，去考！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谁去？
记得母亲在我考初中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我若能考取五四中学，她便有劲独力把二楼的餐桌扛到一楼。那个餐桌是红木的，沉之又沉，一人之力何以完成？这是少年的我甚为惊奇的，况且早在我考初中的五年前，父亲已一去未返，一个独力抚养5个未成年子女的母亲，难道还有这等能量？
当然，后来我没有考取五四中学，母亲也不必践行其诺。但妈妈有所不知，她的激励，大概率无效。文革不是陡然而起，1958、59年的升学，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已早有区别对待和暗箱操作的举措；学校校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低到小学生，高到大学生，都会细查你的上下左右，查到有疤，是可以先斩后奏，而不需要看你读书考试的成绩何等出色。这叫政审。我的疤，在政审时无可遁形。
但听说这次不一样了，说这是邓大人决策，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说上面坚定地主张简化政审，重在本人表现；更一再强调文化考试之重要，广觅人才，不拘一格。各种传言，令人振奋，极尽诱惑。疑惑中的我，在疑惑与诱惑中，终于选择复习迎考之路。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78年2月21日，77级高考发榜。我家所在地区有200余青年报考，遗憾仅收到一份录取通知。花落何处？是一位华东化工学院教授的公子，被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物理系录取。
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与我同时赴考的长兄也未见喜讯。母亲得知结果时，正踩着她那永不休停的缝纫机，这时她停了一下，眼中似乎闪过一丝迷茫，但很快就继续埋头劳作，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考过了，争取过了，就行了。
母亲的话显然是一种安慰，但我心有不甘。上海市高校招生委员会设在交大，我把我的准考证号码托付于朋友，他有关系可通过内部渠道去交大查分，虽然当时高考考分说是保密的，并不公开。
高考发榜，固然是万人喜上眉梢之日，但粥少僧多，也是更多人唉声叹气之时。77级高考，录取率仅4%，25考生，只取一人，岂不是千军万马冲独木桥也，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1978年2月22日，是高考发榜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半版的本报通讯员文章，大字标题是：《本市去年高校招生工作基本结束》。这份文章剪报，被一位落榜考生从1978年保存到今天。
文章里的官话，暂且不表，但有一段话或值得一读：“本市今年统一文化考试的结果说明，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农村，不论是二十五周岁以下的青年、应届中学毕业生或在校学生，还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中间确有一批优秀人才。据统计，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中，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等考卷上有创见、成绩优异的有一百五十八名；四门课总分在三百六十分以上的有七十八名；总分三百四十分以上的有六百八十五人。”
这段话，难得地公布了部分考分信息和名次统计数据，虽然它没有界定文理科，也没有界定总分定义（是否包括附加题分），表述甚有欠缺，但读这段文字，仍会让我和多数落榜考生萌生冲动，想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换言之，更想知道为何落榜？上海人有一句话说，死，也要死个明白。
仅仅两个星期后，托查的考分有了回应，抖抖索索打开一张两寸见方的纸条，上方是我的准考证号码，下方写着：总分342+27。送纸条的人附带说了一句：你的考分名列前茅。这与解放日报文章的数据似乎有某种对合。分数中的27分是附加题得分，如果附加分计入总分，我进入上海高考前78名；不计附加分，我在685名内，都是解放日报榜上有名的妥妥高分。
无语。郁闷。
原来我的考分完全有资格被大学录取，甚至一流大学！眼前过电影般映現清北复交，藏着掖着大学梦的我终于悲哀地大悟：疤！还不是那个疤在作怪。
沉默。整整一个月，懒得言语，因为尽管有疤，但有疤之人也是人啊，人的那种乌糟心情是很难平复的。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刊出一连串报道，描述新科大学生已於2月底前报到完毕，复旦、交大、同济、师大结彩张灯，一片欢乐。而我，面壁向隅，无精打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是，认命，再一次认命，也只得认命，因为疤，因为原罪，也许，这是生命中的宿命？
好消息总比春暖花开来得晚。1978年4月7日下午4时许，一位弄堂玩伴踩着自行车飞速冲到我家楼下，来不及擦汗就连声高呼：奚必安，奚必安 ! 我在街道办公室看到你的大学通知了! 他的嗓门很大，顿时惊到整栋楼。
我被上海师大中文系、也就是后来恢复原名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走读生名义录取。这张通知距首次发榜已过46天，但我，依然欣喜若狂如范进中举。恍惚之中，我几乎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竟、竟放过了我的疤？！
走进华师大，走进文史楼315教室，心潮汹涌。一个月后，中文系办公室袁蓉老师奉系主任徐中玉先生之命，告知每一位77级中文系学生，谁都可以来查自己的高考考分，但个人考分不公示于他人。这是徐先生的决定，高校招生委员会那边似乎没听到有公布考分一说。于是我又去查分了，结果与先前并无二致。
华东师大中文系1977级扩招走读生10人，考分均超340。这就是说，在十多万上海考生中，10位走读生的成绩都排在在前列。记得中文系办公室开放查分时，门庭若市，袁老师等两位都几乎忙不过来。袁老师看到我们几个走读生走进，便顺口说了一句：走读生都是高分。话音未落，我身边同为走读生的丁鈞立刻回怼：那我们为什么要晚50天报到？袁老师含笑看了丁鈞一眼，未答。
又过一些日子得知，77年考生，即使考分超过340，甚至可能超过360，仍然有人沧海遗珠。我后来的中文系同事胡乐平老师便是如此。胡乐平也参加了77年高考，查到考分341+23，至少进入上海685名，或是排名更为超前，但他的录取音讯，杳若黄鹤。得知查分结果，性格耿直的胡乐平愤而上书邓大人，也大胆发信向教育部长刘西尧和上海高校招生委员会投诉。
一个月后，他收到上海高招委办公室回函，回函没有说明任何落榜缘由，仅仅强调了一句话：“第二次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请积极温课，准备迎考。”
那一天是乐平兄的不眠之夜。他感到回函似乎话中有话，欲言而止。斟酌再三，他决定重披征袍。
和乐平兄遭遇相似，长兄也在77年高考落榜，他也不服败绩，意犹再战。长兄的初中毕业于五四中学，他当年考高中的第一志愿是五四中学本校，平时成绩优秀，品行端正，考场发挥正常，却被五四弃之而由沪西中学接手。那年，我们兄弟倆是双双被五四中学淘汰並双双落到沪西中学。
沪西中学当年曾接收不少学习成绩好但因头上之疤而被重点中学放弃的学生，比较典型的是六六届高中生李启刚，他是长兄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思路敏捷、成绩突出、多才多艺，为同学和老师公认的尖子，但他初中、高中都毕业自沪西中学，与重点中学无缘。
1978年7月20日，长兄、李启刚、胡乐平皆重振旗鼓、走进文革后第二次高考考场。
1978年与1977年高校招生考试在制度规定上有一个重大变革：考分不再保密而将全部公开，並规定必须明示于每一位考生本人。
1978年8月26日起，上海高考陆续发榜。
胡乐平以高分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长兄以高分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
李启刚更以本市最高分夺得上海1978年高考文科状元，被复旦新闻系录取。
后话是：四年后，在华师大本科表现出色的胡乐平於毕业分配时被中文系留校任教，与77级毕业留校的我成为同事；长兄被复旦分配於上海中医药大学任教；李启刚进入解放日报社工作，曾任群工部主任。那时他与我时有联络，1986年，我在华师大中文系担任秘书人事专业干部班主讲教师兼班主任，我曾把这个班的一组学生送到李启刚的部门作毕业实习。
顺便补一句，诸位不会忘记我头上的疤罢，记得身处社会某种环境时，讥讽取笑压制损害头上有疤之人，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劣质文化。对弱者的疤幸灾乐祸、赏心悦目者，拿人们的疤说事踩人者，少说也不只是凤毛麟角。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惊讶地发现，竟从来无人提起过我的疤，更没有人在乎谁有没有什么疤不疤的，这让我头上便不显得那么亮，好像我天生地从来就不曾有过疤？
1979年是我进入华师大的第二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气势浩浩荡荡，方兴未艾。10月，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上海某法院，正式公告，撤销1958年对我父亲的处分，恢复原级原薪待遇。父亲喜从天降，从此安享晚年；母亲喜事连连，激动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伸出那双粗糙的手，合十，扭曲的笑脸老泪纵横。
我的疤就此算是抹平了？说实在，有点晕。我还是自惭形秽的那个阿Q么？抱歉，无可奉告。但我的运气远超阿Q无疑。短短数年，我真切感受了国家脉动的力量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真想赞一句，那个迷人的金色年代。
全国高校招生制度改以透明公开地公布考分，並以考分为主要依据、公平公正地招生，这个自1978年确立的方式，萧规曹随、长存至今。
（写於48年后的2026年8月10日）
疤 —— 一个走读生的高考回忆
xi8816 (2026-10-26 16:07:19) 评论 (0)
疤
—— 一个走读生的高考回忆
奚必安
1977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我从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二楼教室出来，几乎按捺不住愉悦之情而想放声一笑，但却不能，因为这里是1977年全国高考考场重地。
两天文科考试共四张考卷，我怎么感觉张张易如刀削豆腐？暗自估算考分，我以为每卷均可拿得80，也许更高。常言道，命好不如运好。数学考卷最后一道是微积分应用题，居然复习时做过，六六届高中毕业的长兄与我同桌温习数学，荐我一个导数公式，两分钟解题，轻松赚得10个大分。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升学考试。第一次，是小学考初中，当时的升学目标不高，仅是新闸路西康路口的五四中学，静安区重点；我的小学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上海市重点;这所前工部局小学，无论设施还是教学，堪称一流；我在小学的成绩，当然也属一流。那次考试的感觉，也如今天高考这般丝滑，本以为进区重点乃小菜一碟，那料发榜却名落孙山，掉进沪西中学，普通中学而已。这对我打击很大，挫折感强烈。自此，我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慢慢悟出：寡人有疾也。不，小人物，何谓之寡人？只是芸芸众生里的阿Q而已，那个众人嫌弃、头上有疤的阿Q。
我的疤，是当过旧时代律师和法官的父亲之政治身份。据父亲回忆，他毕业于旧上海知名高校、私立持志大学法律系，这是培植民国律师和法官的地方。虽然出过审判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出过代表新中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但早已式微的持志大学，基本上是为旧政府服务的产物。父亲当初毕业后，就从当律师开始，继而进入法界上层，历任缉毒法庭检察官，民事、刑事法官，做了那个时代那个职业和职位所干的那些事，犯了解放后被称之为“历史反革命”的罪，从而被法院撤职外放劳改。
因为这个疤，失去许多本可让我上进的机会，考初中只是一例。平时同学间时隐时现的嘲笑，个别老师另类的眼色，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或者不须说不须道的寒意，嵌在日常生活之方方面面，引你发怵，令你自惭形秽。鲁迅说，生活中常常会碰壁，碰多了，鼻子就会碰扁。我呢，因疤碰壁，因疤受辱，这样的味道尝多了，便麻木了，久而久之，居然默认自己的“原罪”，默认我真有与生俱来的罪。后来有人说此乃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并不理解；但若看到听到有人论及如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之类敏感话题，我会本能地知趣后退，避开高谈阔论；如同印度种姓社会的某些贱民奴仆一般，我也自认天生低人一等。其实，我是什么人？我并不很清楚；但我头上有个疤，我比什么人都清楚。
文革过去了，留了一张初中文凭给我。而后磨蹭几年，便进里弄生产组当小工。上海有个做氧气瓶仪表的厂，用低廉报酬，转移一些简单的车床、钻床活给家庭妇女干，我等无业青年，也被以七毛一天的工资，送入此行。七毛，可以吃三碗牛肉面，牛汤面则是七碗。工作是在老旧车床上，把金属仪表壳夹上，车个边放下来，再夹一个，再车个边，循环往复。我在操作时常常恍而自以为是《摩登时代》的卓别林，正用扳头在流水线上拧螺帽。人生，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无疑如春风徐来，吹暖我心。蠢蠢欲动，却又心有余悸，是我的踌躇。母亲的一句话，激起我的动力。母亲说，去考！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谁去？
记得母亲在我考初中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我若能考取五四中学，她便有劲独力把二楼的餐桌扛到一楼。那个餐桌是红木的，沉之又沉，一人之力何以完成？这是少年的我甚为惊奇的，况且早在我考初中的五年前，父亲已一去未返，一个独力抚养5个未成年子女的母亲，难道还有这等能量？
当然，后来我没有考取五四中学，母亲也不必践行其诺。但妈妈有所不知，她的激励，大概率无效。文革不是陡然而起，1958、59年的升学，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已早有区别对待和暗箱操作的举措；学校校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低到小学生，高到大学生，都会细查你的上下左右，查到有疤，是可以先斩后奏，而不需要看你读书考试的成绩何等出色。这叫政审。我的疤，在政审时无可遁形。
但听说这次不一样了，说这是邓大人决策，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说上面坚定地主张简化政审，重在本人表现；更一再强调文化考试之重要，广觅人才，不拘一格。各种传言，令人振奋，极尽诱惑。疑惑中的我，在疑惑与诱惑中，终于选择复习迎考之路。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78年2月21日，77级高考发榜。我家所在地区有200余青年报考，遗憾仅收到一份录取通知。花落何处？是一位华东化工学院教授的公子，被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物理系录取。
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与我同时赴考的长兄也未见喜讯。母亲得知结果时，正踩着她那永不休停的缝纫机，这时她停了一下，眼中似乎闪过一丝迷茫，但很快就继续埋头劳作，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考过了，争取过了，就行了。
母亲的话显然是一种安慰，但我心有不甘。上海市高校招生委员会设在交大，我把我的准考证号码托付于朋友，他有关系可通过内部渠道去交大查分，虽然当时高考考分说是保密的，并不公开。
高考发榜，固然是万人喜上眉梢之日，但粥少僧多，也是更多人唉声叹气之时。77级高考，录取率仅4%，25考生，只取一人，岂不是千军万马冲独木桥也，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1978年2月22日，是高考发榜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半版的本报通讯员文章，大字标题是：《本市去年高校招生工作基本结束》。这份文章剪报，被一位落榜考生从1978年保存到今天。
文章里的官话，暂且不表，但有一段话或值得一读：“本市今年统一文化考试的结果说明，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农村，不论是二十五周岁以下的青年、应届中学毕业生或在校学生，还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中间确有一批优秀人才。据统计，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中，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等考卷上有创见、成绩优异的有一百五十八名；四门课总分在三百六十分以上的有七十八名；总分三百四十分以上的有六百八十五人。”
这段话，难得地公布了部分考分信息和名次统计数据，虽然它没有界定文理科，也没有界定总分定义（是否包括附加题分），表述甚有欠缺，但读这段文字，仍会让我和多数落榜考生萌生冲动，想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换言之，更想知道为何落榜？上海人有一句话说，死，也要死个明白。
仅仅两个星期后，托查的考分有了回应，抖抖索索打开一张两寸见方的纸条，上方是我的准考证号码，下方写着：总分342+27。送纸条的人附带说了一句：你的考分名列前茅。这与解放日报文章的数据似乎有某种对合。分数中的27分是附加题得分，如果附加分计入总分，我进入上海高考前78名；不计附加分，我在685名内，都是解放日报榜上有名的妥妥高分。
无语。郁闷。
原来我的考分完全有资格被大学录取，甚至一流大学！眼前过电影般映現清北复交，藏着掖着大学梦的我终于悲哀地大悟：疤！还不是那个疤在作怪。
沉默。整整一个月，懒得言语，因为尽管有疤，但有疤之人也是人啊，人的那种乌糟心情是很难平复的。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刊出一连串报道，描述新科大学生已於2月底前报到完毕，复旦、交大、同济、师大结彩张灯，一片欢乐。而我，面壁向隅，无精打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是，认命，再一次认命，也只得认命，因为疤，因为原罪，也许，这是生命中的宿命？
好消息总比春暖花开来得晚。1978年4月7日下午4时许，一位弄堂玩伴踩着自行车飞速冲到我家楼下，来不及擦汗就连声高呼：奚必安，奚必安 ! 我在街道办公室看到你的大学通知了! 他的嗓门很大，顿时惊到整栋楼。
我被上海师大中文系、也就是后来恢复原名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走读生名义录取。这张通知距首次发榜已过46天，但我，依然欣喜若狂如范进中举。恍惚之中，我几乎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竟、竟放过了我的疤？！
走进华师大，走进文史楼315教室，心潮汹涌。一个月后，中文系办公室袁蓉老师奉系主任徐中玉先生之命，告知每一位77级中文系学生，谁都可以来查自己的高考考分，但个人考分不公示于他人。这是徐先生的决定，高校招生委员会那边似乎没听到有公布考分一说。于是我又去查分了，结果与先前并无二致。
华东师大中文系1977级扩招走读生10人，考分均超340。这就是说，在十多万上海考生中，10位走读生的成绩都排在在前列。记得中文系办公室开放查分时，门庭若市，袁老师等两位都几乎忙不过来。袁老师看到我们几个走读生走进，便顺口说了一句：走读生都是高分。话音未落，我身边同为走读生的丁鈞立刻回怼：那我们为什么要晚50天报到？袁老师含笑看了丁鈞一眼，未答。
又过一些日子得知，77年考生，即使考分超过340，甚至可能超过360，仍然有人沧海遗珠。我后来的中文系同事胡乐平老师便是如此。胡乐平也参加了77年高考，查到考分341+23，至少进入上海685名，或是排名更为超前，但他的录取音讯，杳若黄鹤。得知查分结果，性格耿直的胡乐平愤而上书邓大人，也大胆发信向教育部长刘西尧和上海高校招生委员会投诉。
一个月后，他收到上海高招委办公室回函，回函没有说明任何落榜缘由，仅仅强调了一句话：“第二次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请积极温课，准备迎考。”
那一天是乐平兄的不眠之夜。他感到回函似乎话中有话，欲言而止。斟酌再三，他决定重披征袍。
和乐平兄遭遇相似，长兄也在77年高考落榜，他也不服败绩，意犹再战。长兄的初中毕业于五四中学，他当年考高中的第一志愿是五四中学本校，平时成绩优秀，品行端正，考场发挥正常，却被五四弃之而由沪西中学接手。那年，我们兄弟倆是双双被五四中学淘汰並双双落到沪西中学。
沪西中学当年曾接收不少学习成绩好但因头上之疤而被重点中学放弃的学生，比较典型的是六六届高中生李启刚，他是长兄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思路敏捷、成绩突出、多才多艺，为同学和老师公认的尖子，但他初中、高中都毕业自沪西中学，与重点中学无缘。
1978年7月20日，长兄、李启刚、胡乐平皆重振旗鼓、走进文革后第二次高考考场。
1978年与1977年高校招生考试在制度规定上有一个重大变革：考分不再保密而将全部公开，並规定必须明示于每一位考生本人。
1978年8月26日起，上海高考陆续发榜。
胡乐平以高分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长兄以高分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
李启刚更以本市最高分夺得上海1978年高考文科状元，被复旦新闻系录取。
后话是：四年后，在华师大本科表现出色的胡乐平於毕业分配时被中文系留校任教，与77级毕业留校的我成为同事；长兄被复旦分配於上海中医药大学任教；李启刚进入解放日报社工作，曾任群工部主任。那时他与我时有联络，1986年，我在华师大中文系担任秘书人事专业干部班主讲教师兼班主任，我曾把这个班的一组学生送到李启刚的部门作毕业实习。
顺便补一句，诸位不会忘记我头上的疤罢，记得身处社会某种环境时，讥讽取笑压制损害头上有疤之人，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劣质文化。对弱者的疤幸灾乐祸、赏心悦目者，拿人们的疤说事踩人者，少说也不只是凤毛麟角。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惊讶地发现，竟从来无人提起过我的疤，更没有人在乎谁有没有什么疤不疤的，这让我头上便不显得那么亮，好像我天生地从来就不曾有过疤？
1979年是我进入华师大的第二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气势浩浩荡荡，方兴未艾。10月，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上海某法院，正式公告，撤销1958年对我父亲的处分，恢复原级原薪待遇。父亲喜从天降，从此安享晚年；母亲喜事连连，激动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伸出那双粗糙的手，合十，扭曲的笑脸老泪纵横。
我的疤就此算是抹平了？说实在，有点晕。我还是自惭形秽的那个阿Q么？抱歉，无可奉告。但我的运气远超阿Q无疑。短短数年，我真切感受了国家脉动的力量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真想赞一句，那个迷人的金色年代。
全国高校招生制度改以透明公开地公布考分，並以考分为主要依据、公平公正地招生，这个自1978年确立的方式，萧规曹随、长存至今。
（写於48年后的2026年8月10日）
—— 一个走读生的高考回忆
奚必安
1977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我从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二楼教室出来，几乎按捺不住愉悦之情而想放声一笑，但却不能，因为这里是1977年全国高考考场重地。
两天文科考试共四张考卷，我怎么感觉张张易如刀削豆腐？暗自估算考分，我以为每卷均可拿得80，也许更高。常言道，命好不如运好。数学考卷最后一道是微积分应用题，居然复习时做过，六六届高中毕业的长兄与我同桌温习数学，荐我一个导数公式，两分钟解题，轻松赚得10个大分。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升学考试。第一次，是小学考初中，当时的升学目标不高，仅是新闸路西康路口的五四中学，静安区重点；我的小学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上海市重点;这所前工部局小学，无论设施还是教学，堪称一流；我在小学的成绩，当然也属一流。那次考试的感觉，也如今天高考这般丝滑，本以为进区重点乃小菜一碟，那料发榜却名落孙山，掉进沪西中学，普通中学而已。这对我打击很大，挫折感强烈。自此，我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慢慢悟出：寡人有疾也。不，小人物，何谓之寡人？只是芸芸众生里的阿Q而已，那个众人嫌弃、头上有疤的阿Q。
我的疤，是当过旧时代律师和法官的父亲之政治身份。据父亲回忆，他毕业于旧上海知名高校、私立持志大学法律系，这是培植民国律师和法官的地方。虽然出过审判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出过代表新中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但早已式微的持志大学，基本上是为旧政府服务的产物。父亲当初毕业后，就从当律师开始，继而进入法界上层，历任缉毒法庭检察官，民事、刑事法官，做了那个时代那个职业和职位所干的那些事，犯了解放后被称之为“历史反革命”的罪，从而被法院撤职外放劳改。
因为这个疤，失去许多本可让我上进的机会，考初中只是一例。平时同学间时隐时现的嘲笑，个别老师另类的眼色，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或者不须说不须道的寒意，嵌在日常生活之方方面面，引你发怵，令你自惭形秽。鲁迅说，生活中常常会碰壁，碰多了，鼻子就会碰扁。我呢，因疤碰壁，因疤受辱，这样的味道尝多了，便麻木了，久而久之，居然默认自己的“原罪”，默认我真有与生俱来的罪。后来有人说此乃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并不理解；但若看到听到有人论及如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之类敏感话题，我会本能地知趣后退，避开高谈阔论；如同印度种姓社会的某些贱民奴仆一般，我也自认天生低人一等。其实，我是什么人？我并不很清楚；但我头上有个疤，我比什么人都清楚。
文革过去了，留了一张初中文凭给我。而后磨蹭几年，便进里弄生产组当小工。上海有个做氧气瓶仪表的厂，用低廉报酬，转移一些简单的车床、钻床活给家庭妇女干，我等无业青年，也被以七毛一天的工资，送入此行。七毛，可以吃三碗牛肉面，牛汤面则是七碗。工作是在老旧车床上，把金属仪表壳夹上，车个边放下来，再夹一个，再车个边，循环往复。我在操作时常常恍而自以为是《摩登时代》的卓别林，正用扳头在流水线上拧螺帽。人生，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无疑如春风徐来，吹暖我心。蠢蠢欲动，却又心有余悸，是我的踌躇。母亲的一句话，激起我的动力。母亲说，去考！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谁去？
记得母亲在我考初中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我若能考取五四中学，她便有劲独力把二楼的餐桌扛到一楼。那个餐桌是红木的，沉之又沉，一人之力何以完成？这是少年的我甚为惊奇的，况且早在我考初中的五年前，父亲已一去未返，一个独力抚养5个未成年子女的母亲，难道还有这等能量？
当然，后来我没有考取五四中学，母亲也不必践行其诺。但妈妈有所不知，她的激励，大概率无效。文革不是陡然而起，1958、59年的升学，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已早有区别对待和暗箱操作的举措；学校校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低到小学生，高到大学生，都会细查你的上下左右，查到有疤，是可以先斩后奏，而不需要看你读书考试的成绩何等出色。这叫政审。我的疤，在政审时无可遁形。
但听说这次不一样了，说这是邓大人决策，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说上面坚定地主张简化政审，重在本人表现；更一再强调文化考试之重要，广觅人才，不拘一格。各种传言，令人振奋，极尽诱惑。疑惑中的我，在疑惑与诱惑中，终于选择复习迎考之路。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78年2月21日，77级高考发榜。我家所在地区有200余青年报考，遗憾仅收到一份录取通知。花落何处？是一位华东化工学院教授的公子，被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物理系录取。
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与我同时赴考的长兄也未见喜讯。母亲得知结果时，正踩着她那永不休停的缝纫机，这时她停了一下，眼中似乎闪过一丝迷茫，但很快就继续埋头劳作，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考过了，争取过了，就行了。
母亲的话显然是一种安慰，但我心有不甘。上海市高校招生委员会设在交大，我把我的准考证号码托付于朋友，他有关系可通过内部渠道去交大查分，虽然当时高考考分说是保密的，并不公开。
高考发榜，固然是万人喜上眉梢之日，但粥少僧多，也是更多人唉声叹气之时。77级高考，录取率仅4%，25考生，只取一人，岂不是千军万马冲独木桥也，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1978年2月22日，是高考发榜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半版的本报通讯员文章，大字标题是：《本市去年高校招生工作基本结束》。这份文章剪报，被一位落榜考生从1978年保存到今天。
文章里的官话，暂且不表，但有一段话或值得一读：“本市今年统一文化考试的结果说明，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农村，不论是二十五周岁以下的青年、应届中学毕业生或在校学生，还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中间确有一批优秀人才。据统计，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中，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等考卷上有创见、成绩优异的有一百五十八名；四门课总分在三百六十分以上的有七十八名；总分三百四十分以上的有六百八十五人。”
这段话，难得地公布了部分考分信息和名次统计数据，虽然它没有界定文理科，也没有界定总分定义（是否包括附加题分），表述甚有欠缺，但读这段文字，仍会让我和多数落榜考生萌生冲动，想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换言之，更想知道为何落榜？上海人有一句话说，死，也要死个明白。
仅仅两个星期后，托查的考分有了回应，抖抖索索打开一张两寸见方的纸条，上方是我的准考证号码，下方写着：总分342+27。送纸条的人附带说了一句：你的考分名列前茅。这与解放日报文章的数据似乎有某种对合。分数中的27分是附加题得分，如果附加分计入总分，我进入上海高考前78名；不计附加分，我在685名内，都是解放日报榜上有名的妥妥高分。
无语。郁闷。
原来我的考分完全有资格被大学录取，甚至一流大学！眼前过电影般映現清北复交，藏着掖着大学梦的我终于悲哀地大悟：疤！还不是那个疤在作怪。
沉默。整整一个月，懒得言语，因为尽管有疤，但有疤之人也是人啊，人的那种乌糟心情是很难平复的。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刊出一连串报道，描述新科大学生已於2月底前报到完毕，复旦、交大、同济、师大结彩张灯，一片欢乐。而我，面壁向隅，无精打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是，认命，再一次认命，也只得认命，因为疤，因为原罪，也许，这是生命中的宿命？
好消息总比春暖花开来得晚。1978年4月7日下午4时许，一位弄堂玩伴踩着自行车飞速冲到我家楼下，来不及擦汗就连声高呼：奚必安，奚必安 ! 我在街道办公室看到你的大学通知了! 他的嗓门很大，顿时惊到整栋楼。
我被上海师大中文系、也就是后来恢复原名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走读生名义录取。这张通知距首次发榜已过46天，但我，依然欣喜若狂如范进中举。恍惚之中，我几乎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竟、竟放过了我的疤？！
走进华师大，走进文史楼315教室，心潮汹涌。一个月后，中文系办公室袁蓉老师奉系主任徐中玉先生之命，告知每一位77级中文系学生，谁都可以来查自己的高考考分，但个人考分不公示于他人。这是徐先生的决定，高校招生委员会那边似乎没听到有公布考分一说。于是我又去查分了，结果与先前并无二致。
华东师大中文系1977级扩招走读生10人，考分均超340。这就是说，在十多万上海考生中，10位走读生的成绩都排在在前列。记得中文系办公室开放查分时，门庭若市，袁老师等两位都几乎忙不过来。袁老师看到我们几个走读生走进，便顺口说了一句：走读生都是高分。话音未落，我身边同为走读生的丁鈞立刻回怼：那我们为什么要晚50天报到？袁老师含笑看了丁鈞一眼，未答。
又过一些日子得知，77年考生，即使考分超过340，甚至可能超过360，仍然有人沧海遗珠。我后来的中文系同事胡乐平老师便是如此。胡乐平也参加了77年高考，查到考分341+23，至少进入上海685名，或是排名更为超前，但他的录取音讯，杳若黄鹤。得知查分结果，性格耿直的胡乐平愤而上书邓大人，也大胆发信向教育部长刘西尧和上海高校招生委员会投诉。
一个月后，他收到上海高招委办公室回函，回函没有说明任何落榜缘由，仅仅强调了一句话：“第二次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请积极温课，准备迎考。”
那一天是乐平兄的不眠之夜。他感到回函似乎话中有话，欲言而止。斟酌再三，他决定重披征袍。
和乐平兄遭遇相似，长兄也在77年高考落榜，他也不服败绩，意犹再战。长兄的初中毕业于五四中学，他当年考高中的第一志愿是五四中学本校，平时成绩优秀，品行端正，考场发挥正常，却被五四弃之而由沪西中学接手。那年，我们兄弟倆是双双被五四中学淘汰並双双落到沪西中学。
沪西中学当年曾接收不少学习成绩好但因头上之疤而被重点中学放弃的学生，比较典型的是六六届高中生李启刚，他是长兄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思路敏捷、成绩突出、多才多艺，为同学和老师公认的尖子，但他初中、高中都毕业自沪西中学，与重点中学无缘。
1978年7月20日，长兄、李启刚、胡乐平皆重振旗鼓、走进文革后第二次高考考场。
1978年与1977年高校招生考试在制度规定上有一个重大变革：考分不再保密而将全部公开，並规定必须明示于每一位考生本人。
1978年8月26日起，上海高考陆续发榜。
胡乐平以高分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长兄以高分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
李启刚更以本市最高分夺得上海1978年高考文科状元，被复旦新闻系录取。
后话是：四年后，在华师大本科表现出色的胡乐平於毕业分配时被中文系留校任教，与77级毕业留校的我成为同事；长兄被复旦分配於上海中医药大学任教；李启刚进入解放日报社工作，曾任群工部主任。那时他与我时有联络，1986年，我在华师大中文系担任秘书人事专业干部班主讲教师兼班主任，我曾把这个班的一组学生送到李启刚的部门作毕业实习。
顺便补一句，诸位不会忘记我头上的疤罢，记得身处社会某种环境时，讥讽取笑压制损害头上有疤之人，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劣质文化。对弱者的疤幸灾乐祸、赏心悦目者，拿人们的疤说事踩人者，少说也不只是凤毛麟角。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惊讶地发现，竟从来无人提起过我的疤，更没有人在乎谁有没有什么疤不疤的，这让我头上便不显得那么亮，好像我天生地从来就不曾有过疤？
1979年是我进入华师大的第二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气势浩浩荡荡，方兴未艾。10月，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上海某法院，正式公告，撤销1958年对我父亲的处分，恢复原级原薪待遇。父亲喜从天降，从此安享晚年；母亲喜事连连，激动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伸出那双粗糙的手，合十，扭曲的笑脸老泪纵横。
我的疤就此算是抹平了？说实在，有点晕。我还是自惭形秽的那个阿Q么？抱歉，无可奉告。但我的运气远超阿Q无疑。短短数年，我真切感受了国家脉动的力量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真想赞一句，那个迷人的金色年代。
全国高校招生制度改以透明公开地公布考分，並以考分为主要依据、公平公正地招生，这个自1978年确立的方式，萧规曹随、长存至今。
（写於48年后的202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