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主源是黄河文明。其它都是后来融合进来的，定型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中。地球上的人类，在公元前五千年，绝大多数进入了农业时代。为什么说农业经济单为中国人造就了特定的民族性？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从事农业的生产方式；二是文化延续发展的时间长短；三是特殊的地理环境。
古代称行为方式规范为“礼”。夏礼，吾能言之。夏朝无文字留存，所以文献不足征。《礼记》中却相对完整地抄录了一段夏小正。历书怎么混到了形而上中去了？读一下就知道了，夏朝的历书，就是一套完整的农民行为规范和指南。夏历相对于天文观测来说不算准，但夏立下的节气却非常准确和实用（相对于本地）。杞人忧天，是觉得日月星辰都是些物件，还没有鬼神控制它们。可见，对于夏人，祭祀搞错了日子不是什么大事，而耽误了种田才是真要命。远古最高的礼，最大的仁，最重的义，就是不误农时。
殷人，是个异数。从山海经等记载，殷人的祖先不是农耕民族，而是游牧的。游牧民族是需要靠交换获得粮食的，所以他们长途贩运。牲畜经常被别的部落抢劫，有时他们也抢劫别人。最终演变成为一个军事集团。痛定思痛，征服夏地。定居下来，接受了农业。商汤最著名的祷告，“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就是为缓解旱灾作的。当失去了统治权后，他们的种地能力成为短板。宋人总被拿来开玩笑，被编什么“揠苗助长”。孔子本人也没正经种过田。还负气地自辩不如老农老圃。樊迟小人哉！（问殷人之后如何种田，是诚心想出为师的洋相吗）。殷商灭国后很多殷人重操旧业，称为商人。
殷商祖先走南闯北，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是中华文明传承中重要的一环。尽管统治阶层是职业军事（祭祀）集团，但国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商人很可能是在中原首先引进和大规模种植小麦的民族。商朝十几次迁都，都越来越靠近原夏朝的农业中心。对游牧的羌人打打杀杀，对农耕的周人却采取羁縻政策。知道农业是根本。
周人的先祖后稷，竟直接被封为谷神。“立我烝民，贻我来牟，帝命率育。陈常于时夏。”周公作的赞歌《思文》中，其功绩簿上全部是种田吃饭诸事。周人一直是大西北的种田能手，以至于成为当地粮仓，周围游牧民族抢劫的重点对象。亶父决策将全族东迁，来到周原定居种田。同样受殷商压迫剥削，但周人从殷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文字、哲学宗教、金属冶炼、车马军事技术等。
周监于二代，是集大成者，也是塑造了我们今天民族性格的关键一段。从对亲属的称谓到小孩的帽饰，周礼至今还在中国人日常身边。周人原来相对文化落后，已经打败并占领了殷商，周公依然无比羡慕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殷人后裔孔子却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可见农民是非常善于学习和超越的。这也是中国人至今的传统。
周礼比商礼先进在何处？得圣人竟折腰？樊迟问稼，惹得圣人气急吐真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商是四处征战抓奴隶来从事农业，而周靠招徕人口作自耕农发展经济。这其实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从此自耕农，成为中国主流的生产方式。孔子从中看到了“仁”，故而欣赏。周公以来五百年，周礼，是适合管理和调节自耕农社会的。
只是有一点，殷人后裔孔丘学不会。居然说出“焉用稼”这种把柄话。夏祖禹是个泥腿子。周祖从稷到公刘、古公，都是常年下田的种田师傅。连后来创造的尧舜光辉形象，都是光脚赶牛的，家里一地鸡毛蒜皮。自周始，每一个汉族皇帝国王，每年都要行籍田礼，率众大臣下地犁田。认真点的，还得种完这一亩三分地。地方官员一样要到田头主持本地开犁。虽然这些大都是形式和仪式，传达的信号是清晰的：我们这一族，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没有例外，本都是农民。
斯民者，农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一）
何以中国人 （一）我们一直是农民
FarewellDonkey18 (2026-09-30 09:21:36) 评论 (0)中华文明的主源是黄河文明。其它都是后来融合进来的，定型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中。地球上的人类，在公元前五千年，绝大多数进入了农业时代。为什么说农业经济单为中国人造就了特定的民族性？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从事农业的生产方式；二是文化延续发展的时间长短；三是特殊的地理环境。
古代称行为方式规范为“礼”。夏礼，吾能言之。夏朝无文字留存，所以文献不足征。《礼记》中却相对完整地抄录了一段夏小正。历书怎么混到了形而上中去了？读一下就知道了，夏朝的历书，就是一套完整的农民行为规范和指南。夏历相对于天文观测来说不算准，但夏立下的节气却非常准确和实用（相对于本地）。杞人忧天，是觉得日月星辰都是些物件，还没有鬼神控制它们。可见，对于夏人，祭祀搞错了日子不是什么大事，而耽误了种田才是真要命。远古最高的礼，最大的仁，最重的义，就是不误农时。
殷人，是个异数。从山海经等记载，殷人的祖先不是农耕民族，而是游牧的。游牧民族是需要靠交换获得粮食的，所以他们长途贩运。牲畜经常被别的部落抢劫，有时他们也抢劫别人。最终演变成为一个军事集团。痛定思痛，征服夏地。定居下来，接受了农业。商汤最著名的祷告，“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就是为缓解旱灾作的。当失去了统治权后，他们的种地能力成为短板。宋人总被拿来开玩笑，被编什么“揠苗助长”。孔子本人也没正经种过田。还负气地自辩不如老农老圃。樊迟小人哉！（问殷人之后如何种田，是诚心想出为师的洋相吗）。殷商灭国后很多殷人重操旧业，称为商人。
殷商祖先走南闯北，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是中华文明传承中重要的一环。尽管统治阶层是职业军事（祭祀）集团，但国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商人很可能是在中原首先引进和大规模种植小麦的民族。商朝十几次迁都，都越来越靠近原夏朝的农业中心。对游牧的羌人打打杀杀，对农耕的周人却采取羁縻政策。知道农业是根本。
周人的先祖后稷，竟直接被封为谷神。“立我烝民，贻我来牟，帝命率育。陈常于时夏。”周公作的赞歌《思文》中，其功绩簿上全部是种田吃饭诸事。周人一直是大西北的种田能手，以至于成为当地粮仓，周围游牧民族抢劫的重点对象。亶父决策将全族东迁，来到周原定居种田。同样受殷商压迫剥削，但周人从殷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文字、哲学宗教、金属冶炼、车马军事技术等。
周监于二代，是集大成者，也是塑造了我们今天民族性格的关键一段。从对亲属的称谓到小孩的帽饰，周礼至今还在中国人日常身边。周人原来相对文化落后，已经打败并占领了殷商，周公依然无比羡慕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殷人后裔孔子却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可见农民是非常善于学习和超越的。这也是中国人至今的传统。
周礼比商礼先进在何处？得圣人竟折腰？樊迟问稼，惹得圣人气急吐真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商是四处征战抓奴隶来从事农业，而周靠招徕人口作自耕农发展经济。这其实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从此自耕农，成为中国主流的生产方式。孔子从中看到了“仁”，故而欣赏。周公以来五百年，周礼，是适合管理和调节自耕农社会的。
只是有一点，殷人后裔孔丘学不会。居然说出“焉用稼”这种把柄话。夏祖禹是个泥腿子。周祖从稷到公刘、古公，都是常年下田的种田师傅。连后来创造的尧舜光辉形象，都是光脚赶牛的，家里一地鸡毛蒜皮。自周始，每一个汉族皇帝国王，每年都要行籍田礼，率众大臣下地犁田。认真点的，还得种完这一亩三分地。地方官员一样要到田头主持本地开犁。虽然这些大都是形式和仪式，传达的信号是清晰的：我们这一族，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没有例外，本都是农民。
斯民者，农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