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楼下谈革命与杀戮，禁不住又想到了李南央女士《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李南央女士披露了一个“革命家庭”触目惊心的“内幕”。作者的父亲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母亲则是抗战时期延安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范元甄。这本书的难得之处是， 作者不仅未被自己过往的苦难与创伤所吞噬， 文字中反而透出了那种只有过来人才能沉淀和呈现出的不一样的客观与冷静，语云：自胜者明， 有如此明亮的眼光，才能真正剖析出她母亲种种不可理喻的失常行为背后蕴含的东西， 而透过范元甄个人扭曲的一生， 给世人揭示出一个深刻而残酷的命题：当一种政治狂热要求人们彻底背离基本的人道与良知时，它所塑造出的所谓“革命者”，绝不是什么时代的先驱，而只能沦入“人性毒瘤”的历史垃圾！
作为一个妻子，范元甄在丈夫罹难时落井下石，在丈夫脱难后恶言相讥。让李锐几乎丧命的“闺房私语”皆源于范的亲自揭发；后来老毛死后李锐复出升格为中央委员，范大不服气，将其视为“烂狗屎变咸鱼”，扬言不惜一切手段要把李锐搞垮。
作为一个母亲，范元甄对子女只有打骂而无关爱。李南央在日记里流露出缺乏母爱的苦痛忧烦，范发现后的反应是一通粗暴的训斥：“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理念态度，范元甄同样用于亲族长辈。 李南央回忆，李锐的母亲年轻时守寡，老人家辛辛苦苦独自供养儿子读书；1937年李锐离家参加革命，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后母子才重逢，当时人性未泯的李锐见到母亲时曾涕泣下跪，不料却招来身为儿媳的范元甄的极为不满，她多次痛斥李锐给母亲下跪就是给地主婆下跪（李锐出身地主家庭），是“丧失阶级立场”，是对革命犯罪。 因此李锐的母亲无法进独子李锐的家门，甚至连暂住都不成， 1959年，老人从沈阳经北京回长沙，曾希望到儿子家住几天；因范元甄不接纳，李锐只好让秘书把母亲安排到招待所， 老人一生希望能在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最终未能如愿。
范元甄的眼里没有家庭、父母、子女和丈夫，只有所谓的革命、阶级、成份与领袖。晚年的范元甄，甚至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女不知道毛泽东是谁，而声嘶力竭地大发雷霆，动手揪打女儿，大骂自己的至亲是“美国狗”。这种反常的暴虐，绝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政治教条对基本人伦进行毁灭性重塑后的歇斯底里。
斯大林曾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风靡一时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演示了这种“特殊材料”的锻造过程：温情与良知被投入烈焰熊熊的溶炉，烧得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冷硬尖利的铁石心肠。
于是， 个人情感与个人权利等私人领地，在这种狂热的“革命领域”里就被视为非法的“资产阶级精神垃圾”，必须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彻底清除。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词明确要求“牺牲个人”。赵无眠在《百年功过》中指出，这种“牺牲”不仅是舍弃私产，更是舍弃骨肉至亲。战争年代将新生婴儿随意送人极其普遍；陶铸的妻子曾志将两个刚出生的孩子送人，甚至由组织出面卖掉一个孩子以筹措经费；红军军长黄公略面对前去游说的亲哥哥（同父异母），当即报告并将其处决；徐向前的妻子在肃反中被杀，徐连问都不敢问。一部现代中共革命史，其细节中充斥了无数的六亲不认、兄弟相残、妻儿遭弃！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曾写下极具诗意与柔情的篇章，但在被革命洪流卷走后，他斩断了对母亲的依恋，将“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视为“恶梦一场”，写下《别了，哥哥》，与曾对其有抚养与救命之恩的国民党官官员兄长割席断交。同样，柳直荀并未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情同手足的好友夏曦发动的内部肃反。
理性主义者将某种抽象的“绝对真理”置于具体的人道与生命之上时，他们便用狂热为暴力披上了圣洁的外衣，最终将自己与他人一同推入血腥的深渊。最可怕的是，这些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并不以此为非，反而沾沾自喜于自己超凡脱俗， 坚信自己所作所为倡导的是人类的大仁大义。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暴力的阶级斗争理论，就给杀戮赋予了崇高的“合理性”。1927年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要求：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在农村暴动中，甚至推行“烧杀政策”。为达目的，不惜焚烧居民房屋、拆毁庙宇，并无所不用其极的煽动仇恨。
在内部，为了追求所谓的“队伍纯洁”或权力争夺，周期性的肃反极其残酷。参与者不择手段，踩着同伴的尸骨前行。整肃中，眼泪哀伤都失去了爱人与哀人的意义，统统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中央苏区肃AB团连红四军嫡系部队都杀掉了1/10，更别提李文林部了；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红三军两万多人杀得只剩下3000多人，留下了一个“只剩下三个半党员”的说法；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大肃反”持续三个月，肃掉2500多人，团以上干部六七成被杀或被捕；所有这些整肃使用的私刑都极为残酷，甚至十分下流，估计连普通流氓都不耻为之。延安“抢救运动”的手段比AB团肃反稍微讲究了些， 但心理战、逼供信、车轮战 、各种私刑仍然让人生不如死，毫无尊严，最后大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迫都供人自己是特务。
尽管革命者自诩理想崇高，但这种泯灭人性践踏人类底线的革命真正会留给世界什么遗产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制造出更多的历史的垃圾与人类的灾难。
因为做为人类文明， 人们奋斗的唯一而终极的使命就是守护人性中的善。法律看似冰冷严苛，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也只是为了给善良的人性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防范暴力的侵蚀，而并不是为了惩罚本身；同样，任何称得上正义的革命或变革，其初衷与终点也理应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生命，保护普通人的尊严、温情与生活。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性”当成必须清洗的毒素，把良知和温情当成阻碍革命的绊脚石，那么这种革命就已经从根本上背叛了人类文明。而当异化的革命将“冷酷”奉为美德，把“六亲不认”塑造成英雄气概时，它实际上是在向全社会散播一场毁灭性的精神瘟疫。
换言之， 任何政治理论或宏大叙事，一旦以剥夺人性、摧毁人伦、践踏生命为代价，便彻底丧失了正当性。历史终将剥离意识形态的粉饰，那些以“革命”之名抛弃至亲、残害同道、践踏无辜的狂热者，无论他们曾披着多么耀眼的“崇高”外衣，其所作所为皆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噬，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进步，反而将人性推向黑暗的深渊。
视频：整肃粟裕，邓小平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彭德怀秘书的将死之言看彭的侧影//毛定性粟裕为“军中坏人”（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之谜38）
读书随记----“特殊材料”, 慎勿近之
江天云月 (2026-09-30 10:02:35) 评论 (0)看到楼下谈革命与杀戮，禁不住又想到了李南央女士《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李南央女士披露了一个“革命家庭”触目惊心的“内幕”。作者的父亲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母亲则是抗战时期延安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范元甄。这本书的难得之处是， 作者不仅未被自己过往的苦难与创伤所吞噬， 文字中反而透出了那种只有过来人才能沉淀和呈现出的不一样的客观与冷静，语云：自胜者明， 有如此明亮的眼光，才能真正剖析出她母亲种种不可理喻的失常行为背后蕴含的东西， 而透过范元甄个人扭曲的一生， 给世人揭示出一个深刻而残酷的命题：当一种政治狂热要求人们彻底背离基本的人道与良知时，它所塑造出的所谓“革命者”，绝不是什么时代的先驱，而只能沦入“人性毒瘤”的历史垃圾！
作为一个妻子，范元甄在丈夫罹难时落井下石，在丈夫脱难后恶言相讥。让李锐几乎丧命的“闺房私语”皆源于范的亲自揭发；后来老毛死后李锐复出升格为中央委员，范大不服气，将其视为“烂狗屎变咸鱼”，扬言不惜一切手段要把李锐搞垮。
作为一个母亲，范元甄对子女只有打骂而无关爱。李南央在日记里流露出缺乏母爱的苦痛忧烦，范发现后的反应是一通粗暴的训斥：“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理念态度，范元甄同样用于亲族长辈。 李南央回忆，李锐的母亲年轻时守寡，老人家辛辛苦苦独自供养儿子读书；1937年李锐离家参加革命，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后母子才重逢，当时人性未泯的李锐见到母亲时曾涕泣下跪，不料却招来身为儿媳的范元甄的极为不满，她多次痛斥李锐给母亲下跪就是给地主婆下跪（李锐出身地主家庭），是“丧失阶级立场”，是对革命犯罪。 因此李锐的母亲无法进独子李锐的家门，甚至连暂住都不成， 1959年，老人从沈阳经北京回长沙，曾希望到儿子家住几天；因范元甄不接纳，李锐只好让秘书把母亲安排到招待所， 老人一生希望能在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最终未能如愿。
范元甄的眼里没有家庭、父母、子女和丈夫，只有所谓的革命、阶级、成份与领袖。晚年的范元甄，甚至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女不知道毛泽东是谁，而声嘶力竭地大发雷霆，动手揪打女儿，大骂自己的至亲是“美国狗”。这种反常的暴虐，绝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政治教条对基本人伦进行毁灭性重塑后的歇斯底里。
斯大林曾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风靡一时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演示了这种“特殊材料”的锻造过程：温情与良知被投入烈焰熊熊的溶炉，烧得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冷硬尖利的铁石心肠。
于是， 个人情感与个人权利等私人领地，在这种狂热的“革命领域”里就被视为非法的“资产阶级精神垃圾”，必须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彻底清除。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词明确要求“牺牲个人”。赵无眠在《百年功过》中指出，这种“牺牲”不仅是舍弃私产，更是舍弃骨肉至亲。战争年代将新生婴儿随意送人极其普遍；陶铸的妻子曾志将两个刚出生的孩子送人，甚至由组织出面卖掉一个孩子以筹措经费；红军军长黄公略面对前去游说的亲哥哥（同父异母），当即报告并将其处决；徐向前的妻子在肃反中被杀，徐连问都不敢问。一部现代中共革命史，其细节中充斥了无数的六亲不认、兄弟相残、妻儿遭弃！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曾写下极具诗意与柔情的篇章，但在被革命洪流卷走后，他斩断了对母亲的依恋，将“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视为“恶梦一场”，写下《别了，哥哥》，与曾对其有抚养与救命之恩的国民党官官员兄长割席断交。同样，柳直荀并未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情同手足的好友夏曦发动的内部肃反。
理性主义者将某种抽象的“绝对真理”置于具体的人道与生命之上时，他们便用狂热为暴力披上了圣洁的外衣，最终将自己与他人一同推入血腥的深渊。最可怕的是，这些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并不以此为非，反而沾沾自喜于自己超凡脱俗， 坚信自己所作所为倡导的是人类的大仁大义。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暴力的阶级斗争理论，就给杀戮赋予了崇高的“合理性”。1927年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要求：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在农村暴动中，甚至推行“烧杀政策”。为达目的，不惜焚烧居民房屋、拆毁庙宇，并无所不用其极的煽动仇恨。
在内部，为了追求所谓的“队伍纯洁”或权力争夺，周期性的肃反极其残酷。参与者不择手段，踩着同伴的尸骨前行。整肃中，眼泪哀伤都失去了爱人与哀人的意义，统统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中央苏区肃AB团连红四军嫡系部队都杀掉了1/10，更别提李文林部了；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红三军两万多人杀得只剩下3000多人，留下了一个“只剩下三个半党员”的说法；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大肃反”持续三个月，肃掉2500多人，团以上干部六七成被杀或被捕；所有这些整肃使用的私刑都极为残酷，甚至十分下流，估计连普通流氓都不耻为之。延安“抢救运动”的手段比AB团肃反稍微讲究了些， 但心理战、逼供信、车轮战 、各种私刑仍然让人生不如死，毫无尊严，最后大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迫都供人自己是特务。
尽管革命者自诩理想崇高，但这种泯灭人性践踏人类底线的革命真正会留给世界什么遗产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制造出更多的历史的垃圾与人类的灾难。
因为做为人类文明， 人们奋斗的唯一而终极的使命就是守护人性中的善。法律看似冰冷严苛，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也只是为了给善良的人性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防范暴力的侵蚀，而并不是为了惩罚本身；同样，任何称得上正义的革命或变革，其初衷与终点也理应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生命，保护普通人的尊严、温情与生活。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性”当成必须清洗的毒素，把良知和温情当成阻碍革命的绊脚石，那么这种革命就已经从根本上背叛了人类文明。而当异化的革命将“冷酷”奉为美德，把“六亲不认”塑造成英雄气概时，它实际上是在向全社会散播一场毁灭性的精神瘟疫。
换言之， 任何政治理论或宏大叙事，一旦以剥夺人性、摧毁人伦、践踏生命为代价，便彻底丧失了正当性。历史终将剥离意识形态的粉饰，那些以“革命”之名抛弃至亲、残害同道、践踏无辜的狂热者，无论他们曾披着多么耀眼的“崇高”外衣，其所作所为皆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噬，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进步，反而将人性推向黑暗的深渊。
视频：整肃粟裕，邓小平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彭德怀秘书的将死之言看彭的侧影//毛定性粟裕为“军中坏人”（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之谜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