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手机日志给我发了一条提醒，又到了该记点什么的时候了。
打开一看，页面上有一个提示：记录一个让你心存感恩的人
顿时，不知是哪束光照到了我脑子里的记忆块，猛然想起一件往事。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一直都没忘。
那是1974年的夏末吧，我好不容易被推荐上了卫校。临走之前，我们那个厂子，不知发生了什么，突然搞起了整团（共青团）。所有的团员都接到通知，让大家停工整顿。
我记得那天早上念文件，下午座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大家都很轻松。虽然局里还派了一位团委书记现场监督，但是这事经常搞， 大家都有经验了，不过就是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先自己检讨一番，然后又不关痛痒地给别人提提意见，等等。总之，大家心照不宣。
可是突然，二车间的常绒，突然朝我发起了进攻！
虽然她和我不在一个车间，但我和她曾经一起参加过通信员培训，自己觉得和她关系还挺好的。
那时我们俩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她可能比我稍年长。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失恋了，还问我，相信不相信爱情？说实话，我哪里懂？但是我却非常笃定地说，相信！然后就举出一大堆例子来，什么保尔·柯察金，什么简·爱，还有亚瑟和琼玛……。我记得，我好像还引经据典了。其实就是把这些倒懂不懂的句子，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然后又照原样吐出来而已。
没想到，这会儿，全成了她向我开枪的子弹了。她把我私下里和她的聊谈全都般了出来，然后上纲上线。大致是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私下看了很多封资修大毒草，中毒很深，还四处传播。
然后还更加一条，说我搞小团体主义，把我工作的班组，（我是班长）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还有其他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只觉得我开始两眼发黑了。
这些大帽子，在当时，没有一顶是我能承受的，说实话。记得当时我就懵了，不明白，平时关系挺好的呀，我又从没有得罪过她，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突然对我挥起大棒？！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也不明白！
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的工友们全都安静了，没一个人说话，也没人接她的茬。这在当时可都是大罪啊！谢天谢地！后来好像那位从区里派来的团书记，就宣布散会了。
会后，这位书记，姓什么我都忘了，他叫住了我，问我家住哪，我说了，他说，正好一路，我送送你吧。就这样，他推着一部单车，和我一路说着话。
他大致问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说，反正你马上就要走了，手续已经办了吧，（其实我还没办）你明天不用来了，有人问，你就说去办手续了。然后他对我说，年轻人，你头脑太简单了，和人交往，说话要小心哦，不能说的话，坚决不能说。
我记得自己拼命点头，心里感动得不得了，那一刻，像是遇见了救命恩人。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常绒，也不知后来她怎么样了？那位救我的团书记，也没有再遇见。那时也不懂应该怎样谢谢人家，最不应该的是，甚至连他姓什么，我都没弄清楚。
如今想来，我并不记恨常绒，也许是我哪句话曾经伤了她，也未必可知；同时，除了感恩那位处理风波于无形的领导，也很感谢我的工友们，当时他们都保持了沉默。
在文革那个严酷的年代，好人还是多。
往事并不如烟——生命中让你心存感恩的人
凛子 (2026-10-08 10:56:12) 评论 (0)收到手机日志给我发了一条提醒，又到了该记点什么的时候了。
打开一看，页面上有一个提示：记录一个让你心存感恩的人
顿时，不知是哪束光照到了我脑子里的记忆块，猛然想起一件往事。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一直都没忘。
那是1974年的夏末吧，我好不容易被推荐上了卫校。临走之前，我们那个厂子，不知发生了什么，突然搞起了整团（共青团）。所有的团员都接到通知，让大家停工整顿。
我记得那天早上念文件，下午座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大家都很轻松。虽然局里还派了一位团委书记现场监督，但是这事经常搞， 大家都有经验了，不过就是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先自己检讨一番，然后又不关痛痒地给别人提提意见，等等。总之，大家心照不宣。
可是突然，二车间的常绒，突然朝我发起了进攻！
虽然她和我不在一个车间，但我和她曾经一起参加过通信员培训，自己觉得和她关系还挺好的。
那时我们俩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她可能比我稍年长。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失恋了，还问我，相信不相信爱情？说实话，我哪里懂？但是我却非常笃定地说，相信！然后就举出一大堆例子来，什么保尔·柯察金，什么简·爱，还有亚瑟和琼玛……。我记得，我好像还引经据典了。其实就是把这些倒懂不懂的句子，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然后又照原样吐出来而已。
没想到，这会儿，全成了她向我开枪的子弹了。她把我私下里和她的聊谈全都般了出来，然后上纲上线。大致是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私下看了很多封资修大毒草，中毒很深，还四处传播。
然后还更加一条，说我搞小团体主义，把我工作的班组，（我是班长）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还有其他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只觉得我开始两眼发黑了。
这些大帽子，在当时，没有一顶是我能承受的，说实话。记得当时我就懵了，不明白，平时关系挺好的呀，我又从没有得罪过她，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突然对我挥起大棒？！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也不明白！
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的工友们全都安静了，没一个人说话，也没人接她的茬。这在当时可都是大罪啊！谢天谢地！后来好像那位从区里派来的团书记，就宣布散会了。
会后，这位书记，姓什么我都忘了，他叫住了我，问我家住哪，我说了，他说，正好一路，我送送你吧。就这样，他推着一部单车，和我一路说着话。
他大致问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说，反正你马上就要走了，手续已经办了吧，（其实我还没办）你明天不用来了，有人问，你就说去办手续了。然后他对我说，年轻人，你头脑太简单了，和人交往，说话要小心哦，不能说的话，坚决不能说。
我记得自己拼命点头，心里感动得不得了，那一刻，像是遇见了救命恩人。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常绒，也不知后来她怎么样了？那位救我的团书记，也没有再遇见。那时也不懂应该怎样谢谢人家，最不应该的是，甚至连他姓什么，我都没弄清楚。
如今想来，我并不记恨常绒，也许是我哪句话曾经伤了她，也未必可知；同时，除了感恩那位处理风波于无形的领导，也很感谢我的工友们，当时他们都保持了沉默。
在文革那个严酷的年代，好人还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