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获得近44%的选票,已经不再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边缘现象。
很多人看到的是“右翼极端主义崛起”。
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把选票投给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政党?
一个政党能够获得少数人的支持,可以归结为偶然;能够获得两成、三成甚至四成以上的选票,就不能只研究这个政党本身了。
还应该看看它的对面发生了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AfD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德国政治长期向左移动之后产生的反弹。
这里所说的“左”,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翼政党,而是一整套越来越激进的政治理念:无限扩张的社会福利、越来越严格的气候政策、越来越强的政府干预、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民族认同的不断弱化,以及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正确。
这些政策单独拿出来,几乎都有一个漂亮的理由。
问题是,漂亮的理由叠加在一起,最后可能变成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比如气候政策。
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大国,汽车、化工、机械、电气等产业构成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可是这些年德国在能源转型上不断加码,要求企业减少碳排放、加快能源转型,同时推动交通和建筑领域的绿色化。
环境保护当然重要。
但如果能源价格上涨、工业成本增加、企业竞争力下降,最后关掉的是工厂,失去的是就业岗位,承担成本的却是普通工人,那么这项政策就不能只从“保护地球”的角度来评价。
政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计算理想的收益,而不计算现实的成本。
德国今天的经济困境,并不能全部归咎于绿色政策,俄乌战争、廉价俄罗斯能源时代结束、中国制造业竞争、德国自身长期投资不足等因素同样重要。
但是,德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转型是需要付钱的。
而且往往是普通人先付钱。
这就是政治反弹产生的土壤。
另一个问题,是福利国家不断扩张以后产生的依赖。
一个现代社会当然应该照顾老人、病人、失业者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社会福利如果不断增加,而劳动和纳税的动力相对下降,就会出现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钱从哪里来?
德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人口增长乏力,财政又承担越来越多的养老金、医疗、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
此时如果政治人物继续向选民承诺更多福利,却不愿意讨论谁来工作、谁来缴税、谁来承担成本,最终只能把问题留给下一代。
这不是左还是右的问题,而是算术问题。
德国政治中还有一种更加微妙的变化,那就是身份政治。
一个社会当然应该尊重少数群体,也应该反对歧视。
但如果政治越来越热衷于按照性别、族群、身份把人分类,而不是按照共同的公民身份把人凝聚起来,社会就可能产生新的裂缝。
过去欧洲政治强调的是:
我们虽然不同,但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现在有些政治话语却越来越强调:
你属于哪个群体?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应该怎样称呼?
你应该使用什么语言?
甚至一个人的思想和语言,都可能受到政治正确的审查。
当普通人开始觉得,说一句普通的话都要先想一想会不会犯政治错误的时候,政治就已经开始远离普通人的生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左翼政治力量在社会文化问题上越来越激进,却没有意识到普通人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
政治不是大学里的理论讨论。
一个生活在小城市、每天上班、交税、养孩子、还房贷的人,并不会每天思考性别理论、身份政治或者气候正义。
他最关心的往往是:
我的工资够不够花?
我的孩子将来有没有工作?
街上安全吗?
房租会不会继续上涨?
养老怎么办?
政府收了这么多税,为什么办事还是这么麻烦?
如果传统政党对这些问题回答得越来越抽象,而另一个政党能够用非常简单、甚至粗糙的语言告诉他:
“我理解你的担忧。”
这个政党就可能得到他的选票。
这恰恰是今天德国政治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德国之声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的分析显示,AfD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得到支持,在经济、社会保障和“谁更理解普通人”这些问题上同样取得明显优势。54%的受访者认为AfD比其他政党更接近普通人的忧虑。
这意味着一个问题:
AfD的选票并不全部来自“极右翼意识形态”。
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票。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简单地把AfD的支持者统统称为“纳粹”或者“法西斯”,并不能解决问题。
恰恰相反,这种做法可能进一步扩大AfD。
因为一个普通选民如果只是抱怨房价、能源价格、治安、福利或者政府官僚主义,却被告知“你支持的政党是纳粹”,他很可能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他反而会产生一种感觉:
你们这些传统政党根本不愿意听我说话。
于是,反AfD的政治宣传反而可能成为AfD最好的宣传。
这就是政治钟摆。
一个社会长期向一个方向摆动,另一边的力量迟早会积累。
左边越是告诉人们“不能这样想”,右边就越容易聚集那些“不服气的人”。
左边越是强调政治正确,右边越容易成为“不正确”的集合地。
左边越是把传统价值观视为落后,右边就越容易把自己包装成传统价值观的保护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fD能够在一些原本属于左翼政党的传统选民群体中取得进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萨安州的左翼党已经明显失去了过去那种“东德人的照料者”形象。调查显示,认为AfD最能代表东德利益的比例已经达到36%,认为左翼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16%。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警惕的政治转移。
因为左翼政党本来最应该代表普通劳动者。
如果工人最后不再相信左翼,而开始大量投票给右翼,那么首先应该反思的,也许不是工人为什么“变右了”,而是左翼是不是已经离工人太远了。
当然,把德国当前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极左”,同样过于简单。
德国经济困境有许多原因,移民、能源、人口结构、国际竞争、俄乌战争以及长期投资不足都在发挥作用。
但是,一个道理应该越来越清楚:
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一旦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产生反作用。
环保过度,产生反环保的政治力量。
福利过度,产生要求削减福利的政治力量。
移民政策过度开放,产生要求收紧移民的政治力量。
政治正确过度,产生反政治正确的政治力量。
欧洲一体化过度,产生要求恢复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
这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
它更像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自我纠偏机制。
所以,今天德国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也许不是“怎样消灭AfD”,而是:
为什么AfD能够成长到今天?
如果传统政党只是建立一道又一道“防火墙”,却不去处理那些推动选民走向防火墙另一边的现实问题,那么防火墙越高,墙外的人可能越多。
最近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给德国政治敲响了一个非常响亮的警钟。选民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程度明显上升,认为本州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比例也比过去下降。
所以我并不认为德国需要简单地从“左”走向“右”。
真正需要的是纠偏。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允许环保,但不能牺牲工业;
应该保障福利,但不能让福利制度失去可持续性;
应该尊重少数群体,但不能忘记大多数人的共同身份;
应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但也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应该追求社会平等,但不能把勤劳、责任和个人奋斗本身变成需要检讨的东西。
政治如果只追求理想而忘记现实,最终一定会被现实纠正。
今天AfD的崛起,与其说只是右翼的胜利,不如说也是德国长期左转之后产生的反作用。
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钟摆向右摆动了一次。
真正危险的是,一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让钟摆重新回到中间的位置的能力。
德国现在面对的,也许不是“左还是右”的选择。
而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怎样让政治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