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牵挂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在《国事遗嘱》中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完成中国自由平等的事业。后来，这段遗言被概括成广为流传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个世纪以后，再回头看这句话，会发现革命成功与否，原来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推翻一个王朝，可以被称为革命成功；建立新的国家，可以被称为革命成功；摆脱外国控制、完成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也可以被视为革命目标的实现。然而，革命之所以发生，最初往往不仅因为一个国家不够强大，还因为旧的权力关系已经失去了某种正当性。
如果一个革命组织最终取得了胜利，却又逐渐产生了与旧制度相似的权力问题，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这场革命？
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政治史需要长期回答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文明为何总要重新开始
人类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帝国不断出现，又不断衰落。埃及、罗马、波斯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王朝，都曾建立复杂的行政制度、军事体系和文化秩序，却始终无法保证权力的永久稳定。它们衰落的原因各不相同。战争、财政、气候、人口、技术变化、贸易网络和外部竞争，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不能把文明衰落简单解释为统治者道德败坏。
但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条件中，确实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政治问题：随着权力集中，掌权者越来越容易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
原本为了维持秩序而建立的制度，可能逐渐成为保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原本承担公共责任的精英集团，也可能在长期拥有特权之后，把这种特权理解为理所当然。
当一个政治体系失去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时，它的衰落便不一定从外部入侵开始，也可能从内部的责任机制失效开始。
这种现象并不要求每个掌权者都贪婪，也不要求整个统治集团都缺乏道德。只要制度持续奖励自利行为，却不能有效惩罚权力滥用，即使原本具有理想的人，也可能逐渐适应这套规则。
于是，文明面临的真正困难，并不是怎样培养出一代品德高尚的统治者，而是怎样让权力在经历一代又一代人之后，仍然受到约束。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平衡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王朝可以更替，统治集团可以改变，制度可以重组，但文字、经典、文化身份和某些政治观念仍然不断延续。这种延续当然有许多原因，包括地理条件、人口规模、农业经济、官僚体系和文化整合能力。
不过，中国思想传统中对于权力与道德关系的长期讨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重视秩序与责任，要求君主仁政、官员廉洁，强调掌权者必须具有相应的道德义务。佛教提醒人们，权势、财富和身份皆非永恒，人不应把世俗地位当成自身价值的全部。道家则对人为制造的等级、争夺以及过度干预抱有深刻怀疑。
三种思想在历史中有过冲突，也有过融合。它们共同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的理解人生与权力的尺度。
这种多元伦理资源，可能帮助社会在政治变动中保存文化上的连续性。
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的局限。
它们能够劝诫掌权者克制欲望，却未必能够迫使掌权者接受克制；能够批评暴政，却不一定能够建立让普通人有效制约暴政的制度。
尤其当儒家的伦理要求高度依赖君主和官员的个人修养时，一个问题便始终存在：如果掌权者不愿意成为君子，社会怎么办？
历史反复证明，道德劝诫与制度约束，并不是同一回事。
西方走过的另一条道路
西方政治文明同样长期思考这个问题。古希腊讨论政体的优劣，罗马经历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近代欧洲则在宗教冲突、君主权力与议会政治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权力制衡思想。
美国宪政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实践。
1788年《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由天使来治理人，也不需要对政府施加那么多控制。既然统治者也是普通人，制度便必须既允许政府治理社会，又迫使政府约束自身。
这一思想的出发点，与单纯要求掌权者具有美德明显不同。
它承认政治人物可能有野心，组织可能追求自身利益，不同部门可能争夺权力。因此，制度不应寄望于消灭这些欲望，而要通过权力分立、相互制约和公开问责，限制欲望可能造成的伤害。
当然，美国宪政从未彻底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财富对政治的影响、行政权力扩张、政治极化以及利益集团的游说，都说明制度制衡本身也可能承受巨大压力。
但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政治思路：政治制度不能以统治者永远高尚为前提。
人类始终无法保证有权者自律，所以必须研究怎样让权力受到权力、法律与社会的共同约束。
革命的成功与革命者的困境
现代革命又为这个古老问题增添了一层复杂性。革命组织通常在非常时期成长。为了生存与胜利，它需要高度纪律、组织忠诚、资源动员和统一行动。这些能力在战争与危机中可能十分有效。
但当革命组织转变为长期执政的政治组织，原来的组织原则就会面临新的考验。
战时要求个人服从整体，可能是为了共同生存；和平时期如果继续无限扩大这种服从，个人权利就可能缺少保障。
战时强调统一意志，是为了保持组织行动能力；和平时期如果仍然把不同意见视为威胁，社会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纠错机制。
革命者曾经反对旧制度的特权，但当他们成为新制度的掌权者，也会面临新的利益诱惑。
这种转变不是某一政治传统独有的道德缺陷，而是所有成功的革命组织都需要面对的制度难题。
革命能够改变谁掌握权力，却不能仅凭胜利就解决权力应当如何受到约束的问题。
当组织成功被视为压倒性的公共目标时，个人牺牲可能获得道德正当性。可是，一个组织不能永远以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要求社会无限期地承担牺牲。
任何伟大的集体目标，最终都需要回到具体的人。
国家发展的成果，应当能够体现在普通人的自由、安全、尊严和生活质量之中。否则，组织可能已经完成了自身的扩张，却尚未完成它最初声称要实现的社会目标。
真正的自律，不能只靠良心
今天的世界已经拥有比古代帝国强大得多的国家机器、金融体系和技术工具。政府能够调动巨大的公共资源，资本能够跨国配置财富，技术平台能够影响信息传播、经济机会甚至个人行为。
权力的规模不断增长，而个人的道德能力并没有因此发生相应的进化。
我们不能假设现代掌权者比古代皇帝更加无私，也不能因为企业拥有先进技术，就认定企业领导者必然具有更高的公共责任感。
这正是现代制度建设的困难所在。
自律当然重要。政治人物、企业管理者和社会精英，都应具有公共责任意识。但真正可靠的自律，必须得到制度支持。
如果诚实报告问题会遭到惩罚，掩盖错误却能够保住职位，那么道德要求便很难抵抗组织激励。
如果掌握公共资源的人不必接受独立审查，个人品质再高尚，也无法保证其继任者同样高尚。
如果普通人没有合理表达异议、维护权利和寻求救济的渠道，所谓执政者自律就很容易沦为单方面的道德承诺。
因此，政治成熟不能只表现为国家越来越强，也应当表现为国家权力越来越能够接受约束、纠错和责任追究。
革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回到孙中山的那句话。他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结束清朝统治。在《国事遗嘱》中，他明确把中国的“自由平等”作为长期革命事业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革命成功不应只有军事和国家能力的尺度，也应当有人与制度的尺度。
一个国家能够抵御外来强权，是重要的历史成就。一个国家能够组织工业化、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同样值得认真评价。
但国家力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回答另一个问题：普通人能否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是否必须对社会承担责任？
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同时完成的任务。
人类文明既不能永远依赖弱小而无力的国家，也不能把社会全部交给不受约束的强大组织。
真正成熟的政治秩序，应该能够同时容纳国家能力、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
它不要求人人无私，不要求所有领导者都是圣贤，也不认为某一种政治制度可以永久消除权力的诱惑。
它只是在承认人性局限的基础上，持续建立和修正约束权力的机制。也许，这才是文明经过无数次兴衰之后，应当真正积累下来的经验。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旧中国如何摆脱衰弱，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民的新国家。因此，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而对那些已经拥有强大国家能力、庞大财富与先进技术的现代社会而言，也许还需要补充另一句话：革命就要成功，同志尚需自律。
但这句话的最终意义，并不是劝掌权者做一个好人。
而是提醒所有拥有权力的人：社会不能只依靠你的善意来保障自己的命运。
文明真正的成熟，不是终于出现了一群不需要约束的圣贤，而是即使圣贤不再出现，普通人也能在制度的保护下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