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鲁士的课堂、中国的高考、美国的登月，到AI时代失去方向的大学生

一个孩子六岁进学校，十八岁参加考试，二十二岁拿到文凭。父母告诉他：好好学习，将来会有出息。国家告诉他：知识改变命运，人才决定国运。大学告诉他：这里是通向未来的大门。

等他真的站在门口，企业却说：我们要有经验的人。市场说：你的专业不太需要了。AI说：你花四年学会的某些事，我几秒钟就能做完。父母掏空积蓄，孩子耗尽青春，所有人都完成了自己的那一段任务，偏偏没有人负责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孩子究竟要到哪里去？

国家需要人才，大学需要学生，企业需要经验。至于年轻人需要什么，仿佛不在任何一张预算表里。

古代供养一个读书人，现代供养一代读书人

普及教育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善意。农业社会里，一个孩子不种地而去读书，首先意味着家庭要拿出剩余粮食养他。识字已非人人可得，长期准备科举更需要钱、时间和人脉。读书人的昂贵，不只在束脩纸墨，也在于他那些年没有参加田间劳动。

近代国家改变了账本。工厂需要守时的工人，行政机关需要识字的职员，军队需要可以理解命令的人，工业化需要工程师。于是原本由家庭和地方承担的教育，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普鲁士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样本，但现代学校并非单靠军国主义发明；宗教、民族国家建设、工业化与民主化，都推动了普及教育。

教育于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制度转换：过去社会先挑少数人去读书，现代国家先让多数人读书，再按照考试、学历和职业重新排序。它确实扩大了自由，也制造了一条新的竞争跑道。

教育的普及扩大了参赛资格，社会机会的稀缺却不断提高了比赛强度。

人民大会堂里的一笔账：六个中农一年的收入

我父亲生前曾向我讲过一件事。那是在他赴苏联留学之前，他和一批即将出国的留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按父亲的回忆，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你们每个人一年的留学费用，相当于六个中农家庭一年的收入。

这个数字让他们非常震惊。坐在会场里的年轻人，原本知道出国留学是国家给予的珍贵机会，却未必真正算过机会背后的账：为了培养一个青年，可能需要好几个普通农村家庭一整年的劳动所得。父亲说，正因为听到这番话，他们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决心认真学习，学成后报效祖国，不辜负这笔代价。

这段叙述来自我的家庭口述记忆；接见的具体日期、讲话原文以及“六个中农年收入”的统计口径，我并无可独立核对的档案，因此不把它当作已核实的官方引语。但这段记忆所揭示的教育经济学问题十分清楚：教育从来不是免费的奇迹。一个青年在教室里学习，背后是无数人在田地、工厂和税收体系中提供支持。

所谓国家培养人才，并不是国家凭空变出了知识，而是整个社会先拿出一部分今天的劳动，去购买某些年轻人明天的能力。

所以普及教育的伟大，从来不在于它廉价，而在于一个原本只能供少数人享用的昂贵机会，终于被组织成多数人可以分享的公共制度。可同样不能忘记：既然教育由社会共同负担，那么教育的成果就不能只用少数人的升迁、名校的榜单或企业的利润来衡量。社会投资培养了一个人，也应当努力为他保留施展能力、独立谋生和有尊严生活的空间。

中国：普及的理想，选拔的机器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建设迫切需要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和基层行政人才。此前晚清和民国已经建立的现代学校体系，在新的工业化目标下被进一步扩展和改造。特别是借鉴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高等教育，体现了赶超工业国家的迫切心态。

这一投入并非没有回报。大规模识字、基础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为后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制造业准备了重要条件。中国并不是靠便宜劳动力一种资源参与全球化，而是同时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基础教育和工程技术能力。

可是普及与选拔的逻辑并不相同。普及教育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知识；精英选拔的目标，是从尽可能多的人中挑出少数。高考在很长时期里提供了相对公开的向上流动路径，但当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正门，家庭就会把童年、金钱、睡眠和情绪全部抵押给这场比赛。

卷的根源不只是父母爱攀比，更在于社会向孩子发出一项矛盾命令：人人都应当努力读书，但不是人人都能获得与努力相称的职位和回报。

考试可以决定谁先过桥，却不能解决为什么千军万马只能走一座桥。

衡水中学：当童年被编成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

河北衡水中学以及被称作“衡水模式”的一批学校，把这种逻辑推到了几乎可以按秒计算的程度。清晨跑操、固定时段的早读、自习、考试、集体生活与严格的日常考核，让学校看起来既像知识工厂，也像一座训练有素的营房。早年的媒体调查报道过精细到分钟的作息和半军事化管理；学校和部分毕业生则强调，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提高效率，确实帮助许多原本缺少教育资源的学生通过考试改变命运。两种评价都值得听见。

衡水模式最深刻的矛盾，不在于学生是否应该努力。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凭成绩走进名校，是值得珍惜的机会。问题是，当一所学校通过把时间管理到极致获得竞争优势，其他学校就会有理由模仿；当所有学校都模仿，大家又不得不把竞争进一步提前。个体学校的成功，未必等于整个教育体系的成功。

在这种逻辑里，孩子的时间首先不是童年，而是一项需要最大化利用的投入；睡眠、运动、交友、发呆、兴趣，甚至犯错的余地，都容易被重新计算成“能不能提分”。最让人不安的，不是衡水一个地方的严格，而是整个社会会不断要求更多学校变成衡水。教育原本应该帮助孩子认识世界，最后却可能先教会他们：世界是一张排名表，生命是一场不能停下的预选赛。

一所学校能够提高自己的升学率，却不能凭一所学校的努力凭空增加全国的优质大学席位。把所有人都训练得更快，并不会让独木桥自动变宽。

美国：从斯普特尼克到学生贷款

1957年苏联卫星升空，美国感到的不只是技术挫败，而是国家安全的威胁。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回应了这种焦虑，数学、科学、外语和高等教育被纳入国家战略。美国的登月工程绝非单凭几个天才完成，它背后同样是大学、实验室、公共研究和工程师培养的庞大体系。

所以冷战时代出现一种历史反讽：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国家培养人才，资本主义阵营为了证明自己更强，也必须投入公共教育。双方意识形态彼此敌视，在教育这件事上却都明白：大国竞争不能只靠市场即时给出的价格。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并没有停止为教育花钱。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支付费用、谁承担失败、谁取得收益。名校仍然是机会入口，高昂学费和学生债务却把一部分教育风险转给家庭。中国孩子的竞争集中在分数、排名和学校层级；美国家庭的竞争则常常提前藏进学区、课外活动、大学申请和资产账本。

中国把不少竞争摆在考场上，美国把不少竞争提前摆在家庭资产负债表里。

学历扩招以后，门票越来越贵，座位却没有同比增加

中国1999年启动大规模高校扩招，之后二十多年，大学从少数人的通道变成了大量家庭的共同期待。它显著提高了社会受教育水平，也让城市专业阶层迅速扩大。不能把这种变化简单叫作“浪费”：能力和知识即使暂时没有获得相称工资，也仍然是社会资产。

但培养大学毕业生是一回事，让经济产生足够多可持续、值得进入的专业岗位是另一回事。房地产的调整、部分行业的收缩、地方财政压力和青年职业期望的变化，都会影响吸纳能力。国家能够规划学校扩招，却不能仅凭招生计划命令企业创造同等数量的优质岗位。

更麻烦的是学历还会发生“军备竞赛”。最初大学文凭带来稀缺优势，后来大学生越来越多，岗位门槛便从本科升到研究生，从学历升到名校，从专业升到实习和关系。每个家庭单独看都不能不参加，所有家庭加起来却未必得到同比增长的机会。

学历扩张本来应当降低社会门槛，最后却可能把门槛变成一部永远向上运行的扶梯。

张雪峰：当大学专业变成一张需要股评师解读的股票

于是，一种非常具有时代讽刺意味的职业出现了：替年轻人预测专业命运的人。张雪峰正是这股潮流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长期以考研、院校选择、高考志愿填报和专业就业前景分析受到关注。对许多家庭而言，他的吸引力不只是说话直白，而是把大学专业讲得像股票：有的值得长期持有，有的前景不明，有的仿佛刚入场便要承担“套牢”的风险。

这种市场需求并不难理解。对家境宽裕的学生，选错专业可能还可以转换赛道、留学或继续深造；对缺乏经济缓冲的家庭，一次高考志愿选择却可能被视为一场难以承受的投资失误。父母不敢让孩子“只凭兴趣”，孩子也不敢轻易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领域。于是，一位熟悉学校、专业和就业市场的咨询者，成了成千上万家庭寻求确定性的对象。张雪峰的走红，恰恰说明社会越来越不信任“大学毕业自然有好出路”这张旧支票。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的公司发布讣告，称他因心源性猝死去世。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至于他的去世与工作负荷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医学因果，公开讣告并不足以证明，不能把“被卷死了”写成确定死因。但从社会寓言的角度看，仍然有一种令人心酸的反差：一个因替无数年轻人分析职业风险而闻名的人，自己也身处高强度、高曝光的职业世界。人们会为他叹息，却仍然要在下一个招生季拿起手机，研究下一份志愿表。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某一个网红说得对不对，而是为什么一个本来应由学校、公共职业咨询、产业信息和透明就业数据共同承担的指导工作，最终会变成一门如此火热的私人生意。教育制度越来越擅长发放文凭，却越来越需要市场另行出售“文凭该买哪一种”的答案。

过去的家庭为孩子花钱补习，是希望考试多得几分；现在他们还要为填报志愿、筛选城市、评估行业未来付费。知识已经被商品化，连对知识有没有用的判断，也开始成为商品。

AI最危险的事，可能不是抢走工作，而是拿走成为专家的台阶

一个初级设计师从修图、排版和画草图开始；一个程序员从调试和小模块开始；一个律师助理从查阅案例开始；一个研究生从整理资料、处理数据开始。这些初级任务不只是劳动力成本，它们还是经验的孵化器。

现在AI正在改变其中一部分任务的成本。企业可能发现，让资深员工使用AI比雇一批新手更快。于是出现一种结构性危险：所有公司都需要有经验的人，却越来越没有公司愿意支付培养经验的费用。

必须说清楚，这仍是一种正在形成、程度因行业而异的风险，不能把全部青年就业压力都归咎于AI；毕业生错配和就业困难早于大语言模型的大规模普及。然而它提醒我们：大学不能继续假定社会自然提供一层又一层初级岗位，帮助年轻人从课堂走向专业。

如果机器拿走了所有入门工作，社会又从哪里培养下一代专家？

教育与中产之间，那份被悄悄改写的合同

二十世纪大众教育背后，其实有一份没有写在纸上的社会合同：普通人只要肯学习、肯工作、肯守规则，就有机会得到稳定收入、住房、养老金，以及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教育不仅生产知识，也生产人们对未来的信任。

当全球化把生产搬来搬去，金融化让资产收益不断膨胀，住房成为进入中产生活的昂贵门票，学历却越来越难保证一份稳定职业，这份合同就开始松动。一个有大学文凭却负担不起住房的年轻人，会问：父母当年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到底改变了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教育问题与中产萎缩不是两个孤立问题。国家成功提高了普通人的学历，经济却越来越依靠资产所有权决定谁能从增长中获得多少；AI如果继续扩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益差距，矛盾还会加深。

上一代告诉孩子知识改变命运，下一代却发现资产越来越多地决定命运。

第三条道路：不再让所有孩子为少数座位提前淘汰

解法当然不是撤销普及教育，更不是回到少数人读书、多数人早早劳动的旧时代。教育真正需要摆脱的，是把人的发展、职业能力和社会选拔三件不同的事绑成同一场漫长淘汰赛。

每个人都应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学会阅读、科学推理、表达、合作、审美和判断；需要高度专业训练的人，应拥有高质量且多样的成长路径；社会选拔必须尽量公正，却不能反过来吞噬每个孩子的童年。职业教育、带薪学徒、行业实践、成人再学习和可转换的职业资格，不该是“考不上大学才去”的次等安排。

政府还需要处理学校无法独自解决的东西：住房、公共服务、劳动议价权、企业培训激励、青年就业入口和由AI带来的生产率红利分配。让大学不断改革课程，却不改变企业招聘结构与社会风险分担，就像反复修理校门，却不去看校门外那条路是否还通着。

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平均每个人的分数，而是让没有考进最顶尖学校、没有成为金融或技术赢家的人，也能获得体面的职业与生活。

结语：教育不能只为国家生产有用的人

近代国家为了工业化兴办学校，冷战大国为了竞争扩大大学，全球化为了增长需要工程师和白领。几代人被不断告知：读书吧，未来需要你。

如今机器越来越能处理知识，企业越来越精细地核算每一个岗位，国家却仍然习惯用招生数量、学历比例和科研指标证明教育成功。学生坐在这三套指标之间，竟成了最没有人负责的一方。

教育当然要培养有能力的人，但人的价值不能只等于雇主目前愿意支付的市场价格。一个社会如果只能提供越来越激烈的训练，却不能提供多数人有尊严地生活的道路，那么问题不在于孩子不够优秀，而在于社会把太多责任丢给了考卷。

我们花了两百年，把知识变成人的生产能力；如今又开始把人的生产能力，变成机器的资产。

最后要问的不是“国家还需要多少人才”，而是“国家愿意为多少普通人保留未来”。

办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国家拥有更多有用的人，而是让更多人——即使暂时不被市场需要——也有能力、有自由、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