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的一份善意
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是父亲。我的第二位人生导师，却是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我的姑父唐X章。父亲教会我应当怎样做人；唐X章则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懂得了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我的祖父有两房太太。姑姑是祖父第二房太太所生的女儿，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祖父去世时，她只有十三岁。由于上一代的家庭恩怨，两房之间原本很少来往。但父亲不愿意让上一代的矛盾延续下去。从1958年到1964年，他每个月拿出二十元，资助姑姑读书，直到她中专毕业。在那个年代，二十元并不是小数目；父亲也没有必须承担这笔费用的义务。姑姑后来写信，总会提起这份恩情。
1992年元旦，父亲又收到姑姑从广东寄来的一封信。她说丈夫唐X章经营打包机和打包带生意，在中山开了工厂，生意发展得不错，正需要可靠的家里人过去帮忙。信中提出的条件是每月三百元，包吃包住。
我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青岛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每月基本工资七十五元，加上奖金，总收入不过一百五十多元。工作环境并不理想，我早已想离开。曾经考虑出国，但按照当时我所了解的毕业生服务年限和培养费规定，费用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广东正处在改革开放前沿，三百元工资又比我在青岛的收入高得多，我立即提出辞职。
没想到，姑姑家随后又来信，说原先不知道我是大学生，恐怕“庙太小，容不下”。父亲十分着急，带我到单位把辞职信要了回来。但我离开青岛的决心没有改变。经过再次沟通，他们终于同意我过去。父亲安慰我：“你姑姑不会让你吃亏的。”
1992年4月，我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再转往广州，最后来到珠海。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二、三百元工资的开始
刚到珠海时，姑姑对我还算客气，请我吃饭，带我去珍珠乐园游玩。珠海的城市面貌和经济活力，使我这个从青岛来的年轻人兴奋不已。过了一两个星期，我被送到东莞塘厦镇的一个打包机维修点。我必须承认，当年的自己也不成熟。刚从内地国有企业出来，说话有时喜欢讲些空泛的漂亮话；因为父亲曾经帮助过姑姑，潜意识里也有一点不恰当的优越感。父亲的善行属于父亲，并不意味着我有资格以恩人自居。这是我后来才真正明白的道理。
工作一个半月后，唐X章的一位堂弟第一次给我发工资，递来四百五十元。我高兴得脱口而出：“啊，这么多！”我以为这是一个月的工资。几天后，他却告诉我，四百五十元是一个半月的工资，我的月薪仍是三百元。
这件事使我很难受。双方最初谈好的确实是三百元，然而先发钱、再解释的做法，让我经历了一次从惊喜到失望的落差。多年后，我怀疑这并非单纯的误会，而是精心的设计,时机数目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现在想起此事，我心中没有愤怒，只有对他深深的可怜。不过是一年可以扣下1200人民币，何至于如此费尽心机？！
父亲后来多次问我究竟挣多少钱，我始终不肯告诉他。是我自己坚持辞职南下的；如今才来一个多月，就承认处境并不理想，我觉得没有脸面。年轻人的自尊，让我选择了沉默。
我没有因此停止学习。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工程，起初修理打包机不如熟练工人，但大约一星期，我就弄懂了电气控制线路图；不久以后，我已经能够不看原接线板完成接线。我还改进过一套控制电路，将原先需要三个继电器在一块电路板上实现的功能，简化为一个单独的继电器。可工资没有改变。
我当时仍愿意往好处想：也许姑父是要磨掉我的傲气，等我证明了能力，自然会给我加薪，或者在一年后会家，他会给我一个红包。正是这种期待，使我忍耐了很久。
三、塘厦：一百多家工厂的课堂
在塘厦，我每天跟着司机到各个工厂修理打包机，有时一天要跑十家左右。唐X章的生意不仅卖机器，也卖打包带；一些客户买了打包带，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机器维修服务。维修、开票、收款、赶路，是我们的日常工作。这一年多里，算上后来中山、珠海和江门的业务，我估计自己进入过至少一百家不同的工厂，可能还不止止一两百家。各种产品、设备、生产线和管理方式，都在我眼前展开。我开始留意工人的状态、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工厂的秩序。后来到了英国，我发现自己走进一家工厂观察一圈，往往就能对它的经营状况形成相当准确的判断。这种能力不是课堂直接教给我的，而是那段日子一点点积累的。
刚开始，我不会开车，其他师傅和司机又都忙着外出，便常常自己买菜、为所有人做饭，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可以烧得一手好菜的原因。
维修熟练以后，我每天奔波在客户之间。有时唐X章需要把机器销售所得的大笔现金送回珠海，司机开车，我抱着钱，数额有时达到十万元。一个月拿三百元工资的人，却被托付运送如此巨额的现金。至少在钱财诚信方面，他是信任我的，他并不怕我携款潜逃。
我生活得很节俭。偶尔买一瓶一块多钱的啤酒，便算改善生活；自己做饭，多少还能吃点肉。有空时我依旧大量读书，我现在想来，这是正是我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最近和朋友说，如果你一贫如洗，你可以在这个时期思考你为什么这么穷，如果你有一份微薄的工资，你可以大量阅读，这就是我的劣势转换和时空部署理论。那半年虽然穷，却还没有后来那么痛苦。我甚至为自己能够在制造业最基层独立生活而骄傲。
塘厦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唐X章与一位堂弟合伙经营工厂，后来双方发生利益冲突。他让我按照他的意思，手抄一封向税务机关举报堂弟的信。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我并不知道，也无从核实。但他处理亲属合伙关系的方式，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当亲情与利益冲突时，有些人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工作中，如果我做错事，他会骂我“你一点脑子都没有”，讥讽我戴眼镜、读大学却像个书呆子；我解决了技术难题，他又仿佛没看见。今天回想，我认为这种贬低可能是在削弱我的自信，并对我进行精神控制，但那只是我的事后判断。当时，我只是觉得委屈，又不愿向家里诉苦。
四、两块手表与两只小狗
珠海的唐家住处带着一个小院，平时堆放打包带等货物。唐X章的小女儿当时约两岁，常和隔壁杂货铺老板同龄的女儿玩耍。一天，杂货铺的小女孩戴着一块塑料手表，高兴地向每个大人展示：“看，我有手表了！”唐X章和他的姐姐看着孩子，露出我至今记得的轻蔑神情。唐X章随即摘下自己的手表，给女儿戴上，让她也向大家展示。他们得意地看着那个衣着朴素的小女孩。我在一旁冷眼看着，恰好与唐X章对视了一眼。那只是两个两岁孩子的游戏，大人却似乎非要争个高下。一个人怎样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有时比他在生意场上怎样说话，更能给旁观者留下印象。
唐家还养过一只母狼狗，后来不知为什么离家出走了，在珠海特区九州大道荔园小区，应该不会有偷狗的事情发生，所有我认为是那条狗是离家出走了。广东民间有关于猫狗来去预示吉凶的说法，我后来也曾借此感慨这家人的处事方式，但动物离家当然不能证明一个家庭的善恶，也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中山工厂里养着两只小狗，是前面提到的那只母狗的孩子。有一天，一只小狗被汽车撞死，几个工人把它煮了吃。饭后，有人把剩下的骨头丢给另一只小狗。它走过去闻了闻，转身离开，没有吃。那时连人都没有肉吃，更何况是狗。我不知道它是否认得那些骨头，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拒绝。我想如果是鸡，如果把一只鸡的碎肉丢给另一只鸡，大概率那只鸡会去吃的。
但那一幕深深触动了我，我认为狗是个有情有义的动物。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狗肉，对狗也多了一份特别的尊重。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有的人，真是猪狗不如，甚至如拿他们与猪狗相比，都是对猪狗的侮辱，猪狗只是无知，并非愚蠢和邪恶。
五、中山：技术责任与铁皮房
在塘厦工作约半年后，我被调到中山。工厂里有多台生产打包带的设备，我主动承担了几乎全部机器的维护，也修理客户送来的打包机。为补足电气知识，我买来一本《电工手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查，查明原理再动手。那本书被我翻了无数遍。后来连电路板故障，我也开始自己处理。这为我后来的电气技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英国有客户问我，你到底是机械工程师还是电气工程师，我很骄傲地回答，“I am both！”（我两个都是！）我实际承担的工作，已经接近技术负责人的职责，但工资仍然只有三百元，和一些小学毕业点的打工仔一样。厂房是简陋的铁皮房，夏天闷热，雨季和台风时又会漏水。打包带中间的纸卷芯一旦受潮就可能变形，我们不得不把几吨货物一件件搬到高处。那时我每天工作大约十小时，一周七天，连星期日也没有休息。每天最幸福的时刻，竟然是终于可以躺下来睡觉。
唐X章不愿意长期支付熟练员工较高的工资。原来在他手下工作的毛氏三兄弟都很能干，其中老大曾担任中山厂长，月薪约一千五百元。据我的观察，一旦这些人的工资达到1500，他就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排挤掉。但他犯了一个大忌，他不应该雇佣一家三兄弟，并且安排在所有重要岗位给这一家人。后来几兄弟相继离开，并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我则以三百元工资，承担了原先部分熟练人员的技术工作。现在看来，省下眼前的工资，却失去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是一笔很不划算的账。
唐X章当时与温州厂家合作销售技术成熟的打包机，贴上“澳门科发有限公司”的商标。据我当年的了解，每月可能卖出五十台左右，每台售价约六千元，利润空间可观；具体净利润我没有账目，只能估算至少有10万人民币。他还经营打包带。以这样的经营规模，即使给我涨到五百元，我想也不至于成为负担。他们解决我的问题是易如反掌。
后来，他由于吝啬，在与温州厂家合作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又到河南寻找新的生产合作方，让我制作产品目录和说明书，并测绘一台台湾打包机的零件，绘制加工图纸。我参考日本说明书，用描图纸完成了一张复杂的机械轴测图，令现场的人颇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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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手工绘制的打包机机械轴测图
能够重新拿起绘图工具，做回大学所学的机械设计，是那段生活里让我真正高兴的事情。工人们看不下去，有人挖苦我：“你姑父对你多好！不给你加工资，是不想害你！”我却还在相信父亲那句“你姑姑不会让你吃亏的”，以为这只是长辈对年轻人的磨炼。
1992年年底，我从微薄收入中攒出八百元，寄还给父母，那时500元以上的汇票上面会有一个印记 “高额汇票” 。这是当初南下时向他们借的钱。多年后弟弟告诉我，母亲收到那张汇票时，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流下眼泪。她后来对亲戚说，三个儿子中，我是最独立的一个。那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眼泪，只觉得借来的钱就应该还。
那时我一个朋友结婚，我还给他汇去了200元钱，是我一个月工资的2/3，特别是我在无依无靠的异乡。尽管我很贫穷，但我仍然慷慨。这大概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谓“贵气”，贵气就是从容，真实和慷慨。一个有贵气的人，不会一直贫穷，当然是指正常的社会。
六、第一次不回家的春节
1993年春节前，我身上只有四五百元。回青岛的路费昂贵，春运又拥挤；工厂也需要人值班。我决定留在广东过年。还有一个心思：听说广东的老板会给春节后继续工作的员工加一百元工资，我盼望自己的月薪终于能够涨到四百元。四百元在当时的内地已经不算低，回家也能更有面子。与此同时，我的大学同学Nancy准备来广东工作。通过我认识的黎伟明和他的妹妹黎燕明，她在珠海找到了一份与外贸有关的工作。她原先就在南京一家工厂从事出口业务，具备相关经验。我留下过年，也为了接应她、帮她安顿。对于黎伟明兄妹的帮助，我一直心存感激。
春节时姑姑来过工厂，给我一个红包，是一百港币。她曾对我说，回去看父亲时可以买几百元的礼物，钱由她给，在我回来以后再给我。
最后，是唐X章的父亲给了我一包过年剩下的“利士”糖。那便成了我带给父亲的唯一礼物。
1993年3月，我踏上回青岛的旅程。买好船票以后，手里已经没有回去的钱，父亲在上海等我，见到我形销骨立的样子，他非常伤心，也非常心寒。尽管如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并不觉得自己失败了。经过近一年的闯荡，我已经知道，离开原来的单位，我照样可以在陌生地方生存，靠自己的本领谋生。这份信心，比我带回家的东西更重要。等我再回去广东，没有人能再限制我的发展了。
七、病重、葬礼与最后的艰苦岁月
我在青岛待到4月初。其间，Nancy告诉我，唐X章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父亲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是唐X章的姐姐。她曾经行医，当时应该是边上有其他工人， 她当时用英文回答：“Cancer。”我回到广东后，再见唐X章，几乎认不出他了。短短一个月，他已消瘦得厉害。后来得知，他患的是淋巴癌。即使在病中，他仍然放不下生意。过去那些能够独立经营和管理的人相继离开，工厂的许多事情都要他亲自安排。此前他常工作到深夜，凌晨四点多又起床布置事务。我早已感觉到，这样高度依赖一个人的企业，难以长久维持。那时我就觉得他非常愚蠢。
病重时，他提出让我去珠海工厂担任技术厂长，工资五百元，再加二百元补贴，总共七百元，并谈起将来如何重用我。那时Nancy刚到广东，第一份月工资便有八百元。看到她的待遇，我更加明白，自己此前的三百元工资意味着什么。
我的一个原则是绝不趁人之危，更不会趁火打劫。没有趁他生病讨价还价，只说：“你先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谈。而且我也不一定在这里作多久”。 姑姑听了很不高兴，说什么“大陆人有的是！”。我心想：大陆人有的是，但人与人不一样，你也没与几个娘家侄子！我也没有争辩。那时我已经不再指望通过讨好他们改变自己的处境。我那时就有一个信念，我是能够给自己涨工资的唯一的一个人， “自己给自己涨工资” 从此则是我的一大人生哲学。
后来，黎伟明见到我，说了一句：“你的姑父完蛋了。”我只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他，没有接话。葬礼上，唐X章年幼的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仍在四处跑动。姑姑用广东话对孩子说，爸爸不在了。看到那一幕，我突然流下眼泪。无论我与唐X章之间有多少恩怨，孩子失去父亲，总是令人难过的事。
葬礼后，我被调往珠海南屏的工厂，实际负责技术和不少日常事务。那里仍然十分艰苦。除了设备维修，还要外出修理打包机；吃饭常到附近工厂搭伙，一餐一元，几乎看不到油水。工人们说：“里面连根猪毛都没有”我偶尔花一两元买罐头补充营养。住处简陋，身体越来越瘦。做电焊时，甚至缺乏基本劳动保护，有时赤脚操作，发生过触电的经历。那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在那段时间，我有两次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我把床给尿湿了，这是极度疲劳后的小便失禁。还有一次我用杀虫剂在蚊帐中杀蚊子，接着马上在里面睡觉，第二天，全身皮肤过敏。那时我就是广东最底层的打工仔之一。
唐X章去世并没有使我立即摆脱困境，却让我更加清楚：一个企业如果只会要求员工承担责任，却不给他们相应的待遇和保护，最终承担代价的不只是员工，也包括企业本身。
八、离开以后，莫欺少年穷
我在唐家企业前后工作约一年多，从1992年4月到1993年夏天。先是在珠海第一届人才交流大会上在一家电梯公司找到一份专业工作。离开后，我的收入很快提高，从一千元左右逐渐增加到两千元、四千元，后来达到更高水平，当然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结果。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已经和朋友在珠海合作经营电梯业务。我在1990年大学毕业后，只用了五年半就不再打工了。在毕业后的六年中，我的收入每年翻一倍，至少增加了64倍。那时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当自己的收入达到100个工人的工资的时候，就是成功了。那时，一台电梯每月保养费约四百元，我手里有十几台电梯的保养合同，固定月收入约五千元；加上大修和零部件业务，经营顺利时每月总收入大约一万元。这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我拥有自己的客户、专业能力和事业方向。那时进步飞快，自己都无法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初来时，广东当地人管我们叫“山狗”，后来管我们叫“老板”。
1997年父亲去广东，姑姑竟哭着向他诉苦，希望我给她们孤儿寡母留条生路。父亲很生气，回来问我是不是在做唐家的生意。我告诉他，我做的是电梯，根本不是打包机。唐家原来有些司机和员工与我关系不错，更知道我的为人。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这些人想让我带他们做打包机生意，但我没有那样做。我既不愿意因为旧怨去争夺亲戚的客户，也确实对那门生意没有任何兴趣。
广东有句老话：“莫欺少年穷。”我对此感受极深。年轻时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不等于没有能力，更不等于一辈子都要依附别人。1995年我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后来又到英国，凭专业工程技术能力找到工作，在英国的每一个岗位上，我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衡量人生当然不只是比谁赚得多，但我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必须忍受三百元工资的年轻人。
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半年后，老板说：我们会给你一份永久雇佣合同，还要给你加工资。我说我还没给公司做多少贡献，我对工资很满意。结果加了1000镑。一年后，老板坚定地说我要给你加工资，这次我不吭声，一下加2000镑一年。然后每年都加工资。有一年不加了，我就去问。老板说 “你的工资已经不低了啊！
去年和前年，一位表哥来英国，我招待了他两次。我们谈起唐X章，表哥仍然十分愤怒。我想起1995年前后他在青岛我家时和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听到唐X章去世的消息，不怎么喝酒的他，甚至买啤酒庆祝。我不清楚表哥与唐X章之间全部的过往，但这次谈话重新勾起了我的回忆，也促使我认真整理这段尘封三十多年的经历。
九、从他身上学到的经营智慧
我称唐X章为第二位人生导师，并不是因为他善待过我。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从他的做法中学到了许多反面的教训。他有创业和经营的能力：懂得寻找市场，推销机器，组织维修服务，也知道怎样开拓新的生产合作关系。这些是我亲眼见过、也认真学习过的本领。但是，他不愿意用合理的报酬留住熟练员工，对合作关系缺少耐心和诚意，又把大量事务集中在自己身上。在我看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缺乏长远的智慧，并且非常愚蠢。
我后来常说：知道什么事情能够做成，是能力；知道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是智慧。一个人可以是大学生，可以是工程师，也可以是商人，还可以是流氓；这些身份并不冲突。真正危险的是，这些身份在同一个时间内，同时出现。拥有技术和商业能力，却把刻薄、羞辱、算计和不守信用当作经营手段。
离开唐家以后，我给自己立下两个誓言。第一，不再给亲戚打工，至少不能在亲情和雇佣责任不清的情况下打工。第二，如果将来自己雇人，就尽力提供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待遇；条件允许时，甚至争取支付行业内有竞争力的最高工资。
后来我又逐渐形成一个合作原则：不要只想着自己多拿一点，而要让合作伙伴有足够的收益和积极性。我喜欢用一组简单的算式解释这种想法：两家企业各拿90%的权益，总量是1.8好过100%；三家企业各拿80%，总量是2.4；四家企业各拿70%，总量是2.8更是远高于100%。我的英国老板在听过我的经营原则时，感慨地说了一句100% nothing is nothing， （100%的零还是零）。这里的数字只是说明规模与份额之间的关系，并不代表真实企业可以不考虑成本、风险和控制权。我的意思是：如果让利能换来更多可靠的合作、更大的业务规模，少拿一点比例，反而可能得到更多实际收益。
当然，慷慨不等于糊涂。股权、责任、分红和退出机制，都应该通过清楚的协议固定下来。合作既需要信用，也需要制度。我愿意让合作伙伴多得一些，但不能让任何一方长期处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关系里。下面是我在后来与人合作的三个例子：
- 当年如果接到一个项目，不论贡献大小，赚到钱以后一律平分。但是贡献小的，下次自动出局，剩下的就是核心成员，以后继续合作。最后就剩下2到3个人的核心团队。
- 有一次我找同事干私活，更换一台电梯的钢丝绳。我问他要多少钱。他很小心地问：800行不行？我则说“800 够不够啊，我给你一千“。做完事后，大排档酒水管够，随便点，随便吃。那些贫苦的工仔非常开心。
- 一次一个客户要一个补偿链的导向轮，我知道一个工地上有多余的。就打电话给那工地的领班，拿一个送货给客户，告诉他收800人民币。后来那个领班回来跟我说他收到了500。我就拿200，分给那个领班300.
唐X章去世后，他年幼的女儿后来患上红斑狼疮。想到一个孩子经历疾病，我始终觉得难过，我父亲更是非常心痛。过去，我曾从命运和因果的角度联想这些事情，也研究过相面术。但今天写下这段往事，我不愿把一个人的癌症或孩子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解释成道德上的报应。疾病不能证明一个人善恶，孩子更不应该承担父辈行为的责任。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一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从小接触到的都是各种算计、刻薄与冷漠，而缺少善良、宽容和关爱，那么这种长期的心理环境，是否可能对她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通过持续的心理压力，对生理和免疫系统造成负面作用？这或许值得我们深思，但不能因此将她的疾病归因于家庭环境，更不能将其视为某种因果报应。
在此我尤其感慨前面提到的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那个脏兮兮的戴着一块塑料表的小女孩。我想这个小女孩现在应该36岁左右了， 她的命运会是什么？
- 也许她的父亲，后来发了大财，她现在已经是个富二代了。
- 也许她后来考上了大学，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一个小富婆。
- 或者她嫁给了一个普通人，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她应该有小孩，小孩应该可以上大学了吧？
认知决定命运，善良是美德，更是智慧。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如何理解世界、判断利益、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如何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选择。长此以往，这些选择又会不断影响他的人生道路。
我越来越相信，善良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长远的生存智慧。刻薄和算计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利益，但善良、宽容、守信和慷慨，更容易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过去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相面术。如今我倾向于认为，其中某些经验观察，或许可以从心理学、行为习惯以及传统中医的角度加以重新理解。例如，一个人的长期情绪、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可能逐渐反映在他的神态、表情和气质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面相能够决定命运，更不能据此判断一个人的善恶。
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的面相，而是他的认知、性格，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次又一次选择。面相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选择的原因。
这正是唐X章作为我的第二位人生导师，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他教会我的，不仅是怎样经营一家企业，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怎样的经营方式不值得效仿，以及为什么善良、宽容和慷慨，并不意味着软弱或愚蠢，而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十、真正的成熟
我的父亲，是以自己的行动教我做人。他不计较上一代人的恩怨，连续多年帮助年幼的妹妹读书，不要求回报。父亲给我的，是善良、宽厚、责任和信用的榜样。但我的父亲善良得没有边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对唐X章有过任何微词。他只是告诉我，当年唐迎娶我姑姑的时候，是借的家具，婚礼过后，在生米煮成熟饭后，就把家具还给了人家。这是一种极致的刻薄的人生。直到近年，我才领悟到，道德勇气，责任担待是一种高贵的的品质，了不起的人首先要能做出了不起的事。人不因为富而高贵，而是因为德而高贵。而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尔虞我诈，装逼炫富这是最底层社交，在乱世中苟活的一些低级技巧。
唐X章则给了我另一种教育。我在他那里看到了中国制造业最基层的劳动生活，跑过上百家工厂，学会了维修机器、研究电路、绘制机械图纸，也接触了经营企业的实际问题。我受过委屈，却在困境里发现自己有能力独立生存。
我曾经把自己人生的成熟分成两个阶段。大学毕业时，我已经愿意根据现实作决定，不再沉迷于空想，没有了虚荣心，但仍然缺乏社会经验；离开唐家的企业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任何人的善意之上。后来有网友问我：“你为什么说自己那时候就完全成熟了？”
我回答：“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指望，只相信自己的时候，你就真正成熟了。”
这不是说人不需要朋友、亲情和合作，更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而是说，即使别人不愿意帮助你，你也应该有能力凭自己的知识、劳动和判断走下去。你可以感激别人的善意，却不能把独立生活的希望押在别人身上。
现在回头看，我不会感谢那些不公平的待遇本身。苦难并不因为使人成长，就自动变成好事。但我确实从那段经历中获得了技术、阅历、独立精神，以及后来经营企业始终遵守的原则。
父亲教会我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唐X章教会我绝不能怎样对待别人。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他称为“我的第二位人生导师”。
十一、天选之人
今年看来一些帖子谈到天选之人，十几条特征，我全中。我绝不敢自认为天选之人，但我的父亲梁定中医生，绝对是天选之人。他是至善之人，又是名医，救过无数的病人，减缓了很多患者的病痛之苦。我的爷爷也是大医生，奶奶更是虔诚的基督徒，行过大善。 我们家几代人积累下的阴德，不是一般什么凡夫俗子所能购挑战的。如同一句话：“我们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不如你的十几年的苦读？！”。再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在苦读？ 特别是我的苦读远远大于你的苦读。这种苦读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对人生这部巨著的深刻理解。
天选之人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代表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如果连这样的人，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都敢得罪，我认为后果会非常严重。这种人必然神憎鬼厌， 天地不容，一定不会有好的下场。
我虽然不敢称自己为天选之人，但我有很好的认知水平。结果是，凡是我不看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整过我的人，我甚至于不需要报复。这不是玄学，恰恰是认知决定命运的明证！
因此，善良是美德，更是智慧。但善良要有边界，也要有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