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站在清冷的街头，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搭公交车回学校。此后我因为忙着上课和打工，再也没有回那个海边的小镇。
校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特别是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路上，随处可见一排排香气浓郁的白兰花树，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上课的时侯整个校园里很安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教室。经过教学楼的走廊，门缝里传出教授忽高忽低的讲课声，不到一个月我的身上也沾了一点书香味。
石教授在课堂当众羞辱我时，大多数的同学也跟着嘲笑，江玲是唯一同情我的人，她是陕北米脂人。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江玲悄悄地安慰我：“ 别理她们，以为会讲莎哟娜拉就两眼望天的瞧不起别人，还不都是在鬼子那里学的？”
江玲背靠着走廊的墙壁，边说边翘着兰花指从花里胡哨的食品袋里，抽出一根像半截毛线针似的饼干吃起来。我见了大为惊奇，从小到大见过的饼干不是四四方方的就是圆形的，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江玲给了我几根饼干，口感确实是饼干，心里的感觉却异样。江玲骄傲地说：“ 这饼干是我男朋友回日本时带过来的，在中国的超市是买不到。”
一问之下，我才知道江玲的男朋友是凤凰城一家日资公司的高管。孤陋寡闻的我还从的江玲口里得知，班上大多数女同学都有日本人男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在南方沿海地区有很多公司，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有些电影里说日本鬼子喜欢花姑娘，当时从全国各地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花姑娘们简直是数不过来，漂亮的花姑娘在工厂的流水线极少见，街头巷尾的发廊有，酒楼也有，在夜总会和私人会所里更多。
江玲住在我宿舍的隔壁，她长得五官精致，美中不足的是皮肤有点黑，个子也不高，但她能说会道且见多识广，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进校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
有一天放学后，江玲没有急着出校门。我因事去找她顺便聊了一下，意外地发现江玲在周末的晚上，去专门接待日本人的会所里上班，好奇心重的我便求她带我去见世面。
江玲犹豫了半天才答应，再三再四地说：“ 好吧。你只能跟我偷偷摸摸地进去看一下就岀来，会所里面招待的都是日本企业高管，是不对外开放的。要是你被妈妈桑看到，我的工作有可能会保不住的。”
“ 决不会让你为难，我保证看一眼就走。”
为了看这一眼，我当天在学校的食堂里慷慨地请江玲吃了一碟牛肉炒河粉，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能吃上肉都快赶上过年了。捱到傍晚时，江玲带着我在学校的后门坐中巴车去市中心。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尖沙咀、湾仔一带的日式夜总会极为风行，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但最大的特点是以妈妈桑作为领班，安排美艳又“ 懂事 ” 的年轻女孩陪伴客人跳舞、喝酒、玩乐，客人甚至可以带走她们，这股风潮迅速北上。
凤凰城毗邻香港，成为最早受到香港日式夜总会影响的内地城市，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岀了无数日式夜总会，吸引了在市内外投资的大量港台日等外商，以及内地先富起来的商务人士消费。当时在一些打工妹中甚至流行一种说法：
打工妹妹不流泪，发财要去夜总会。
包吃包住又包睡，小费比工资高几倍。
闲话少说。凤凰城老街与火车站之间是市内最繁华的地段，一幢幢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天黑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华灯初上，游人如织的热闹非凡。我俩在闹市的街边下了车，小跑着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夹在高楼之间的小巷里，路灯非常昏暗，行人稀少。
我边走边仰头往上看，摩天大楼里只有几点零星的灯光。我又左顾右盼，小巷深处看不到灯红酒绿的招牌，原以为私人会所就象电影里面展示的那样，幽静的门前掛着小灯笼，三三两两神秘的男人悄无声息地走进去……
侧脸看江玲，她熟门熟路地带着我走进右手边的一憧大楼里，空旷又寂静的门厅里，天花板上的灯光很昏暗。电梯门无声的打开，我赶紧跟着江玲几步跨进里面，生怕她临时改变主意。
我两眼紧盯着电梯门上头的显示屏上不断地更新的数字，最后在双位数上停止不动，电梯门随之打开。我们走在长长地灯光昏暗又空荡荡的走廊上，周围一片寂静，鬼影都不见。
江玲中途突然停在右手边的一扇门前，小声地叮嘱我说：“ 麦佳兰！进到里面后千万不要讲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 嗯！” 我小声地回答，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江玲推开不起眼的门，我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她的屁股后面走进去，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合上了。站在门里的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吧台，吧台上方的天花板上倒掛着很多玻璃杯，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发出幽光。在吧台后的壁柜里摆满了日文、法文和英文等精美的洋酒瓶。在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客厅，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的吊灯上照射下来，东洋的音乐在客厅里似有若无地流淌。客厅里没有沙发，沿着墙壁整齐地摆了一圈四四方方的素色日式坐垫，大厅中央放着低矮的长形桌子，上面摆着一瓶幽雅的插花，靠西边的整面墙则被厚厚的深色窗帘遮住，给人非常幽静舒适的感觉。
这时江玲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 客人还没到，你跟着我去里面的更衣间吧。”
我点了点头，随着江玲拐进右手边的小房间里。里面靠北的墙用布帘隔了六个小单间，江玲看了我一眼，示意等她，然后走进其中的一个布帘里面。
陆陆续续地有年轻的姑娘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又都匆匆忙忙地走进布帘里。大概十分钟左右，江玲花枝招展地从布帘里走出来，我竟然没有认出来，直到她开口叫我。只见江玲浓妆艳抹地猫样很可爱，两只眼睛在灯光的照耀下又黑又亮，忽闪着长长的睫毛，头发挽到头顶上盘着，脚踩穿着细高跟鞋，使得她的身体显得高挑迷人。江玲身穿着深红色的暗花旗袍，布妞扣到脖子上，旗袍几乎开叉到大腿根上了，走几步隐隐约约地露出半个屁股。平时江玲向我抱怨说她的胸部象飞机场一样平坦，如今左右两边竟然神奇般地都挺起来了。真的是环境变了，人的里外也跟着变了模样。
江玲看到我大惊小怪的样子，裂嘴无声地笑了一下，小声地说道：“ 你盯着我看什么呀？不就是在里面多穿了两件胸罩嘛！”
我不好意思地傻笑了一下，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江玲转身对着房门边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仔细地整理妆容。不断地有年轻的姑娘拎着小包进来，那些陆陆续续地从布帘后走出来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个个都穿着开高叉的旗袍，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与客厅暧昧的灯光很契合。
不一会儿房间里就挤满了美女，她们都在细声细气地互相打招呼。江玲走过来小声地对我耳语道：“ 有客人进来了。妈妈桑也来了，快点走吧，我送你下楼。”
江玲说完拉着我慌慌张张地往外走，我边走边好奇地回头望着客厅，只见两、三位穿西装的小个子中年男子，被几个穿着旗袍的姑娘满脸堆着笑容的簇拥着，点头哈腰地往矮桌那边请。
在走廊里，江玲踩着高跟鞋，拉着我往电梯方向 “ 呱嗒！呱嗒！” 地飞跑，一边还不断地催促我：“ 快点！快点！我回去晚了，会被妈妈桑骂的。”
楼下的大厅里依然和来时一样的安静，江玲站在电梯里没岀来，匆匆忙忙地嘱咐我说：“ 麦佳兰！出了电梯就左转一直往前走，出了小巷就是大街，不要过马路，在路边就能拦中巴车回校。明天见！”
电梯门无声无息地合上了，只剩下我自己对着壁上的孤灯，不敢久留，急忙走出了大楼。小巷里一个人毛都没有，我心里有点儿害怕，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疾走。好在小巷子不深，一眼就能望到尽头人声鼎沸的大街，感觉几十步就迈过了小城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我也没心思看夜景，站在人行道边伸手拦下路过的中巴车回学校。
一路上我都在胡思乱想，怪不得江玲的日语那么好，原来是她经常和日本人近距离练习啊，自己是不是也该考虑找个有日本人的场所练习听力和口语呢？或者去寿司店里作服务员。总之，我得尽快地在周末找份工作，为下个学期的钱荒作准备。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由A、B和C的三栋七层大楼组成的，犹如一个口字，只不过左边缺了一竖，这一竖又是女生宿舍的入口处，也是面对太阳升起的方向。高高的铁栅栏长年将宿舍楼的入口关闭，只是在进门的右手边开了一道小门出进。紧挨着小门的旁边是门卫室，隔壁是会客室，里面沿着西墙壁摆放着六张旧椅子。
看大门的是五十多岁的陈姨，她每天看上去都很忙，即要看好门不准外人闯进来，还经常手拿着扬声器，仰着头大喊A栋XXX室某某某楼下有人找。因为宿舍禁止男性和闲人进入大楼里，他们只能在楼下会客室里等人，但总会有防不胜防的男人偷偷地溜进来。
学校的宿舍楼不是用门牌号码区别，而是带着古味和文雅的名字。比如留学生的楼叫蓬莱阁，男生宿舍叫聚翰楼，我们所住的宿舍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聚美楼。
聚美楼的确住着很多美女，宿舍也不错，我住的这栋楼座北朝南，进门的左手边靠墙并排着两张上下铺铁床，右手边的门背后是分别隔成四层的一米宽半米高的柜子，沿墙放四张木制书桌和四把木制椅子，书桌上方是在墙上抠出来的书架。房间的尽头是个小阳台，阳台的左边是卫生间和浴室。
我想起了几年前自己住在省城纱厂八个人一间的女工宿舍，整层楼近百名女工共用一间昏暗的卫生间和洗漱室。我还想起自己刚到凤凰城打工的时候，三、四十个女工挤在一间狭长的宿舍里，也是共用一个洗手间，再看现在住的学校宿舍楼，虽然自己最值钱的是小录音机和一只简陋的电热壶，心里却满满地都是幸福感。
周五的下午放学后，宿舍里的其他三个女生都不见影儿，她们中一个是学英语的阿凤，一个是学财会的阿芳，还有一个是学电脑编程的阿雪。我听阿雪讲，几乎社会上需要的热门行业学校都开了课，都有人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在求学。
十月份的凤凰城天气依然很热，宿舍里没有电风扇。我将门敞开，一阵阵的风从南海上吹过来，带着一点点儿咸味。我一边用小录音机听日语歌磁带，一边坐在椅子上复习功课。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很多，可惜的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一本旧约或新约圣经，有空看些杂书，人生最大享受莫过于安静地看书。
突然房间的光线暗淡下来，我抬起头吃惊地发现门口出现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他朝我用客家话打招呼：“ 你好！靓妹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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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授当众羞辱
（AI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