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感，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拒絕不認識的人，跟你打招呼，或無緣無故的熱情和寒暄，讓人感到拘謹和不安，不知對方有什麼企圖，而對你警惕起來。

這種邊界感，自然和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香港卻是真實存在的，尤其在中產階層人士當中更是這種做派。

我想，香港人的這種深厚的邊界感意識，和從小受到的英式教育背景關係很大。



說兩個小小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有個95歲的香港老太太，和女兒住在豪華的私人樓裡，為人非常達觀，也很熱情。很多時候，都是她主動跟人家打招呼，寒暄幾句。

除非颳風下雨，或打颱風，老人家每天早上，吃完藥物，就會下樓到馬路對面的公園裡活動身體。

有一天，她跟我說了一件她很生氣的事情。

說是有一天早晨，她在樓下，主動和住在同一棟的一位老婦人打招呼，以為大家是街坊，出於禮貌這樣做是應該的。



沒想，哪位老婦人專門走到她面前，直截了當問她“我不認識你，你為什麼要跟我打招呼？你腦袋進水了嗎？”。老人感到莫名其妙，尷尬十足。就跟我訴了苦水。

因為老人家很喜歡湊在我們這幫人裡面吹牛。大家都搞熟了。你不要說，她聊起八卦來一套一套，思路清晰的很。一點看不出這是個過了耄耋之年的老人。我們這些退休人士，也好喜歡聽她講過去的收租婆的故事。

原來，老太太25歲才由加拿大來到香港生活。童年都在家鄉中山度過的。

第二個小故事：

我們這群聊天圈子，有一個羅姓的香港老男人，也是精明的不得了。每次聊完散伙，我都喜歡陪他一起回家。他也樂見其成。一來二去，大家搞熟了，我才知道他的背景不簡單。

原來，他是1949年隨同姐姐一家人逃難到香港謀生的。他的姐夫曾是國民黨中統上海站的副站長，在上海玩得很轉。49年以前，一直跟著姐姐住著小洋房，吃香喝辣的公子哥。

上海解放後，無奈逃難到香港，也是冰火兩重天。一切都要重頭來。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什麼苦力都做過。

後來終於開了一間小小的車輛維修行，開始跟各類有錢人打交道。學到了一手很好的“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的本事。為人處世圓滑世故的不得了。

前一陣子，他在家摔了一跤，適逢中秋節來臨，我買了一些事兒去看他。他挺感動的。終於跟我說了其他幾個香港中產聊友對我的心思。



原來其他的幾位聊友，對我天天陪同老人家回家，感到不可思議。覺得我如果沒有想法，絕對不會這麼做。我應該有目的的。

原來這幾位老友記，都是香港長大，一直接受香港英式教育的人。好像西方人就是這樣的。都以自我為中心，很少管他人的事。

看來，英式教育的確有自己的一套座右銘。比如平權，以及民主和自由，可能是刻在他們血液裡的東西，而根深蒂固。這或是本地香港人的文化背景，並非香港人有什麼問題。

我沒有生氣。只是覺得，中港之間，兩地居民雖然一個面孔，一種膚色，但骨子裡的東西，還是有所不同。你不承認還不行。

我記得：我1995年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玩了好多地方。經常看到一些馬路上的牌子寫著“私家路”三個字，我覺得挺好笑。

來到香港生活才知，香港不僅有私家路，有嚴格的公私之分，還有官方語言。至少1997年7月1日之前的香港，官方語言是以英文為主的。所以，香港人的工作和生活，處處都以說英文和粵語自居，這倒是真的。

感覺香港750萬人口，至少有一半人接受過英式教育，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洗禮。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想法是多元化的，西方式的，一點不奇怪的。可能這群人，很多是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特區政府稱之為中產階層人士的人。可能大多數公務員是這樣一群人。



我認為，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香港的中堅力量。

所以，好多事情，希望彼此包容，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異，消除誤會，消除歧視，共同推動香港的發展和繁榮，共同分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紅利。

畢竟香港好，國家更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