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柏年 Daniel Peh Nien Tsao/Daniel P.N. TSAO（1906年1月17日-1967年2月21日）
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汉阳
1927年：毕业于华中大学（Central China University）获学士学位，主修图书馆学。
1928年8月1日：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西雅图。
1930年：24岁曹柏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深造。
1932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候选人证书（Ph.C.）及硕士学位（Master's degree）
1933年8月：在全美最顶尖药学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即JPA）发表硕士论文（Chemical Study of Two Chinese Drugs）
1935年或更早-1946年：曹柏年学成回国，投身国内药学教育与制药工业，历任私立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齐鲁大学药科（山东大学药学院前身）教授，抗战西迁后同时兼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与汤腾汉、薛愚等药学界泰斗一起，为国培育战时药学人才；还曾任中国医药公司及兰州制药厂等技术要职。
俄勒冈州立大学档案馆（Oregon State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SCARC）收藏的《新闻与通讯服务部档案记录（News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Records, 1940–2004）》（文件编号：Reel-Item 2.100）
1937年：与杨哲娴结婚。育有长子曹昌华（1939年4月27日），次子曹昌汉（1942年12月9日）。
杨哲娴女士来自湖南湘潭晚清民国史上的顶流世家，为杨度（清末民初政治风云人物、立宪派领袖）和杨钧（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金石学家）之侄女。杨氏家族的后代遍布海内外。
1947年12月再次入境美国：41岁曹柏年凭借极其优秀的学术背景与科研潜力, 获得美国制药教育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Grant）奖学金再次赴美，前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药学院深造及开展科研。
1948年：任华盛顿大学实验室技术员（Tech）。
1949年： 升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西雅图城市名录（City Directory）中误将UofW记为Uoft。
1950年：全美人口普查官方登记已婚（Married）。
1951年：获华盛顿大学药学博士学位（Ph.D.）。
1952年：任俄勒冈州立学院生药学助理教授。
1955年：升任俄勒冈州立学院教授（Professor）。
195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第 4 版《向美国政府要亲人》刊登了曹柏年妻子杨哲娴，以及在北京四中上学的两个儿子曹昌华和曹昌汉的来信，他们发文呼唤曹柏年回国：
“曹柏年1947年去美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药学院进修生药学和药理学，1951年得药学博士学位，从1952年秋到现在，在俄勒冈州俄勒冈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我不断写信给他，催他早日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他来信也深切表示对祖国和家人的怀念。1951年9月他来信说：“我于明年六月一定返国！”，但在1952年1月的来信说：“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前天接到移民局回信，批驳了我的回国申请书，上面注明假若我企图离开美国，将坐牢五年，罚款五千美元，照这样情况看来，我想难回国了。”我请求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让我的爱人和其他中国留美学生自由地和平安地回国。”
1950年代末-1960年代：转任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RI）药学院教授。
1961年1月23日：在罗德岛州归化入籍。
注：195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正式共同决议案，划线处清晰记录了曹柏年（A-6827808, Tsao, Peh-Nien, also known as Daniel Peh-Nien Tsao）被列入该批次调整合法居留身份的官方名单。
归化卡上曹柏年的“入境时间与港口（Date and port of arrival in U. S.）”登记为 “Portland, Oregon, July 30, 1955”。这一日期常被误解为其抵达美国的物理时间。事实上，曹柏年早在1947年即已二度赴美。1950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及美方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即《人民日报》信中提及的移民局警告与扣留），许多中国学者处于既无法回国、原签证又已过期的特殊状态。195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正式批准并调整了这批滞美高级知识分子在美的合法永居身份。移民局归化档案中，将曹柏年法理上的“合法居留/入境身份起始点”追溯并锚定于1955年7月30日。因此，这一日期是美国官方对其合法居留身份的法理认定节点，而非其真实的物理入境时间。
1964年：58岁曹柏年以罗德岛大学教授身份在Peacedale社区租住单间（官方登记为Roomer，即仅租住带家具单间寄宿，未独立租房或购房）。
1965年：获学术休假（On Leave），曹柏年赴俄勒冈州立大学呼吸酶学实验室做访问研究；同年担任全美生药学会（ASP）最高学术奖项“基尔默奖（Kilmer Prize）”全国三人评选委员会委员。
据美国生药学会通讯（American Society of Pharmacognosy Newsletter）官方文献（Newsletter, Vol. 2, No. 3），有两条信息值得关注：
“...This year the Committee on Kilmer Prize is made up of Melvin R. Gibs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Chairman; Carl Albers, University of Texas; and Daniel Tsao,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currently on leave a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今年的基尔默奖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Melvin R. Gibson（主席）、德克萨斯大学的Carl Albers，以及罗德岛大学的Daniel Tsao（目前正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休假）。
“Daniel P. N. Tsao,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is on leave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and is engaged in research at the Laboratory of Respiratory Enzymolog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曹柏年学术休假期间，作为访问学者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呼吸酶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注：基尔默奖（Kilmer Prize）由美国药学会（A.Ph.A.）与美国生药学会（ASP）联合评选并颁发，是美国药学与生药学领域针对优秀青年学者/研究者颁发的最具历史和声誉的全国性学术奖项之一。能够入选全美最高学术学会（ASP）全国性奖项的三人评选委员会，意味着曹柏年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全美同行公认为生药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与学术权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持续高质量、在全美同行中具备影响力的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他绝不可能跻身全美生药学最高学术评判的核心层。
1967年2-4月：曹柏年生前最后两篇论文在《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见刊，其中4月1日发表的《Cardiotonic Activity in Callus Tissue of Digitalis mertonensis》为其学术遗作。这两篇论文的出版时间正是他学术生涯与生命的终点。
1967年2月21日：曹柏年去世，享年61岁。安葬于New Fernwood Cemetery, South Kingstown, Rhode Island公墓（编号SK007, S2），产权登记为“Dr. Daniel PN (Estate) Tsao”（遗产托管），亲属无人在场。
注：根据罗德岛州历史墓园委员会索引（Rhode Island, US, Historical Cemetery Commission Index, 1647–2008），有一条信息值得关注：
墓地所有者（Notes）：Lot owner: Dr. Daniel PN (Estate) Tsao（即该墓位的产权/购买费用出自曹柏年博士生前名下遗产）。官方登记为Estate（遗产/遗产托管），表明他去世时由于妻子杨哲娴与两个儿子曹昌华、曹昌汉均远在北京，在美无直系亲属在场办理，其墓地是由其遗产执行人/律师或学校托管处理的。这一细节印证了他孤身滞留海外，至死未能与妻儿见上最后一面。（注：罗德岛州墓园委员会数据库转录时将中间名缩写P.N.误录为P.M. ）
墓碑正上方圆形浮雕内是两片精心雕刻的植物叶片，象征着曹柏年毕生从事的生药学研究。墓碑非常简素，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懂他的植物与药草相伴。
1979年：中美建交，长子曹昌华、次子曹昌汉先后赴美并定居。
2016年：次子曹昌汉将1937年父母结婚时叔父杨钧所赠祝贺字画捐赠给湘潭市博物馆。（注：大姨妈的名字应为“杨婉娴”）
在早期留洋学者中，曹柏年无疑是一位极为纯粹的学者。他两次赴美深造都是出于对前沿学术的更高追求。据Semantic Scholar学术数据库显示，早在1933年8月，曹柏年的硕士论文便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全美最顶尖药学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即JPA）上发表；此后18年（1949-1967）间，他持续发表高质量论文16篇。从数量上说，16篇确实算不上高产，但考虑到20世纪50-60年代植物生药学（需要长周期实验与植物培养），以及早期期刊未完全数字化等多重客观因素，仅Semantic Scholar正式追溯并录入的论文就有16篇，这对于一位生药学学者来说，产出是非常稳定且丰硕的。
以他当年全美正教授的丰厚薪资，本可在美轻易购置豪宅公寓、安家立业，而他至死都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单间（Roomer）内。在被迫滞留的漫长岁月里，一边是大洋彼岸的家人，一边是大洋此岸的事业。当时他已凭借出色的科研能力在全美顶尖大学药学院承担重要教学与科研工作，只要继续留在这里，便可以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药学前沿的探索，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而回国则意味着失去先进科研条件，断送自己的科研生命。这或许是他在时代风暴中，选择了更加无法割舍的科研而迟迟未归的重要原因吧？
但是，一个直至生命最后一个月依然有论文见刊，在学术上追求极致的纯粹学者，一个到死都过着简朴独居生活，将自己安葬在“遗产托管”墓穴中的异乡人，如何能与贪图富贵、抛妻弃子的“陈世美”相提并论呢？
他或许辜负了家庭的期盼，但他不曾辜负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