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荒诞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那段时期，我既是一名独立创业者，也担任过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建材采购员。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我目睹了许多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现实——这些都是正统史学家鲜少记录的基层真相。为了见证历史，我决定记录下这些经历，并展现普通人是如何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与周旋的。
这是本系列的第七篇。
本篇不谈商场上的事， 而是要谈那些厅局级官员，即计划经济的权力堡垒，管控市场经济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转型中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力，靠权力为自己分一杯羹。
本文将视角从日常商业往来转向厅局级官员——他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深蒂固的堡垒，掌握着对新兴市场的监管权力。文章探讨了在转型浪潮中，这些人如何不择手段地在这个转型中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力，靠权力为自己分一杯羹。
小时候上学时，老师曾教导我们，所有生物体都会经历新陈代谢——这是一条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伴随着生长、衰老与衰退的过程。然而，当我长大成人并进入成都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时，我发现老师们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对于一个拥有不受制约权力的干部而言，没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在那个世界里，即便是年迈之人也能让时光倒流。
我当时供职的这家开发公司隶属于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该局局长杨远是一位老资历干部，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内战期间服役于解放军。历经数十年的官场沉浮，他终于在80年代初坐上了局长这把交椅。
然而就在那时，中央发布了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新指令，并设定了严格的退休年龄红线：局级干部不得在年满五十五岁后继续任职。这意味着，当时已逾五十五岁的杨远，将在1984年任期届满时面临强制退休。
杨远不愿交出权力，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当地派出所修改了他的户口簿。他的出生年份被改得更晚，使他在账面上看起来未满五十五岁。为了符合新的学历要求，他的教育背景也同时被“提升”——从小学毕业变成了初中毕业。凭借这些伪造的档案记录，他在1984年成功获得了四年的任期延期。
到了1988年，杨远再次面临退休，于是故技重施。他的年龄从六十多岁被改回了五十四岁，学历也从初中进一步提升到了高中。光靠伪造文件还不够，还得有“润滑剂”开路；杨远向更上层的决策者大肆行贿。他在当地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深谙该向谁送钱以及如何送钱的门道。结果，他的任期又延长了四年。
杨远无法离开权力而生存。像他那一代的许多干部一样，权力赋予了他两样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下属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不受约束的个人特权。这种体制安排解释了为何中国共产党从未容忍过民主的“一人一票”式选举——因为在那种制度下，像“杨”这类人恐怕连半天都混不下去。
1985年初，我们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周先生——他当初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将我招入公司，并大胆推行现代管理改革的——突然被免职了。周先生那些进步思想打破了局里墨守成规的惯例，也激怒了“杨”。“杨”将他直接调回局机关，并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副总工程师。实际上，周某既无具体职责，也无任何决策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手段，即“明升暗降”：通过授予一个虚有其表的高级头衔，剥夺对方所有的实权。
杨某深知，反复篡改出生日期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开始物色并培养接班人，以确保自己在退休后仍能保有权势与既得利益。在考察了多名亲信后，他最终选中了一位名叫霍克仁的年轻人。
霍克仁此前只是一名默默无闻、口碑不佳的电工。为了博取杨某的欢心，他不惜放下身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杨某百般讨好。作为回报，杨某助其仕途飞黄腾达。到1988年，霍克仁已升任局副局长，从而确立了接替杨某（预计于1992年退休）的地位。
杨某早在数年前便开始着手培养霍克仁，安排他在下属各企业间轮岗，以“磨练”其能力。然而，霍克仁每到一处，都会招致怨声载道。在某家下属企业任职期间，霍克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按规定，入党需经企业领导班子正式考察与推荐，但因其作风不正、口碑极差，企业管理层断然拒绝了其申请。杨某并未因此罢手，而是完全绕过基层党支部，直接安排局党委批准了霍克仁的入党请求。
1987年底，霍克仁被调至我们开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接受新一轮的“磨练”。时任总经理许先生深知霍克仁深得局长器重，故对其礼遇有加。然而，霍克仁很快发现，相比行政机关，商业企业蕴藏着更多谋取私利的良机，于是他便将目标锁定在了许先生的职位上。
他捏造了一系列针对许先生的无端指控，并直接向杨某告状。结果，许先生被迅速免职，霍克仁取而代之，执掌公司大权。鉴于针对许先生的指控纯属捏造，且经不起正式调查，杨某便对外宣称免职系因年龄原因，声称许先生已届退休之龄。事实上，许比杨年轻——而杨的真实年龄可是严加保密的国家机密。
霍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绕过既定的国有供应商，将建筑工程合同发包给私营施工队。在那个建筑业竞争极其激烈的年代，这些私营企业为了拿到项目，往往会支付巨额回扣。
霍还把手伸向了内部采购环节，企图从中捞钱。他经常来到采购部，命令我将国家配给的水泥以远低于我们进货成本的价格卖给第三方公司。每逢此时，我都会向我的直属上司——杨科长——汇报情况。杨科长自知无力与霍抗衡，便只在执行完命令后在文件上补签个字。他的签字成了我的护身符；这既代表了管理层的正式认可，也保护我不至于因违规操作而承担刑事责任。
有一次，霍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名叫魏的私营商人，并指示我们科室只能从魏的公司采购水泥。杨科长对此未置可否。魏的公司开始送来铁路货运提单，我便去火车站货场提货。两周过去，大约一千吨水泥运抵后，霍一大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指示我立即向魏支付货款，并指定了确切金额。我照章办事，办理了付款凭证。
供货一直持续，总量达到约三千吨时，我向霍指出，我们的施工现场已无处堆放，且我们与其他国有水泥厂还有既定合同，但他仍命令我继续接收魏的货物。不久后，霍再次召见我：魏要亲自来结清余款，我被要求立即结算发票。霍暗示说，此时给予方便，能确保日后获得优先供货。
当魏抵达并递交发票时，上面的单价高得惊人——远超我们公司以往的任何采购价格。我拿着账单去找杨科长。看到那笔巨额款项，他面露难色，但因惧怕违抗霍的意愿，最终还是批准了付款。
霍对我的顺从感到很满意。他向我保证，只要我安分守己、尽职尽责，等我完成业余学业并拿到文凭后，他就会把我的临时合同转为正式的国家编制内职位。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既无权也无力阻止他的贪污行为；若违抗他的指令，我只会落得被解雇的下场，并被另一名初级采购员取代。我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有杨科长的正式签字。获得正式编制对我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确保每一笔交易都得到杨科长的正式签字。获得正式职位对我的未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公司副经理彭对我怀恨在心。彭之前一直受到和蔼的前任经理许的约束，但许被解雇后，彭急于报复。然而，霍却对彭的敌意不以为意；他知道我比其他员工努力得多，对日常运营不可或缺。
几个月后，霍带着魏再次来到我们办公室，提出另一笔水泥交易。这次，他们要求在发货前预付货款。
杨科长犹豫了。他注意到我和霍的关系，担心这会妨碍他捏造对我的投诉。科长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本能的纠结：要么配合霍的计划，希望借此讨好他，为将来升职做准备；要么拖延交易，破坏我和老板的关系。最终，恶意战胜了野心。他选择阻挠这笔交易，只是为了不让我显得有能力。
杨科长犹豫不决时，霍和魏便离开了，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们刚走不久，杨科长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最终批准预付款——只是完全绕过了我，指派了另一个职员处理凭证，这样我就无法获得任何增强与霍关系的好处。
杨科长批准了八万元的预付款给魏的公司。讽刺的是，他的恶意反而让我免于灾难。魏收到钱后，既没有交付水泥，也没有退款，而是以审计积压和行政延误等含糊不清的借口拖延了几个月。杨科长花了几个星期往返魏的公司，要求他还款，但都徒劳无功。我很清楚，霍和魏是因为之前回扣的分配问题闹翻了，魏把我们公司的预付款据为己有，以此要挟霍。
不久，一位匿名举报人向市委举报了这起采购违规行为。驻成都市委大院的监察院调查员前来调查此事。
调查员传唤了杨科长进行问询。杨科长欣喜若狂，坚信自己找到了扳倒我和霍的绝佳机会。在他去问询前，我试图委婉地提醒他：霍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在任何采购发票上签名，留下了清晰的记录，便于他否认一切。我提醒杨科长，他只是个小部门科长，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去挑战一位在职的局副局长，无异于自杀。
杨科长根本不听劝。他被自己的小肚鸡肠蒙蔽了双眼，向调查员倾诉了一切，将针对霍的真实不满与旨在陷害我的捏造指控混杂在一起。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份传话，要求我到市委大院内的监察院办公室接受“问询”。
我坐在首席调查员对面，一位女职员在一旁做记录。他让我描述我们与魏先生公司的交易。我斟酌着每一个字。我不敢直接指控霍先生敲诈勒索或操纵价格；因为采购凭证上没有他的签名，这种指控在法律上无法核实，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机构影响力。因此，我的回答都严格遵循操作层面：我作证说，霍经理只是在建材市场严重短缺的时期引入了一家外部供应商——这在当时是公司董事的惯例做法。
调查员认真地听着，偶尔会问霍先生在定价方面下了哪些具体指示。我始终保持中立和回避的态度，避免牵连到公司领导层。
当我作完陈述后，调查员脸上明显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并意外地露出了笑容。他随意地问我多大年纪，我如实回答，对他的突然转变感到困惑。随后，他提到了杨科长对我提出的几项荒谬指控。我冷静而有条不紊地逐一澄清。会谈结束时，调查员对我态度异常热情，同时又公开表达了对杨科长语无伦次的证词的不满。
直到后来，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明朗：调查员早已被霍收买。整个调查过程都是一场危机公关。杨科长试图在正式记录中指控霍科时，让调查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使得调查员难以在不篡改速记员记录的情况下悄悄结案。我中立的证词为调查员提供了霍所需的清白不在场证明。我的证词被正式记录在案，杨科长的指控也被撤销。
我的陈述被正式归档，针对杨某的指控被定性为毫无根据的职场摩擦而遭驳回，而调查人员则私下向霍某详细汇报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
摆脱了审查的压力后，霍某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杨科长意识到霍某地位稳固、不可撼动，便迅速转而讨好他。为了表忠心，杨某协助霍某炮制借口，将前任总经理许先生彻底排挤出局。
当时，许先生正筹备为女儿即将到来的婚礼打造一套木制家具。由于需要一处有遮挡的场地供其私人木匠工作，许先生获仓库保管员许可，使用了我们露天钢材堆场的一个空闲角落。这本是单位场地一次微不足道且司空见惯的使用，且木材也是许先生自备的。然而，杨科长却撰写了一份恶毒的报告，声称许先生挪用了公司的建筑木材。这起捏造的指控奏效了：许先生因此被剥夺了干部身份。
随后，杨某试图说服霍某将我也一并清除。但霍某拒绝了这一提议。尽管霍某贪腐成性，但他为人务实：他深知我是一名能干的采购员，我的勤勉工作创造了可供他中饱私囊的利润；他绝无意为了满足一位科长的狭隘嫉妒心，而舍弃一名得力的下属。
局长杨远和霍克仁在成都官场势力庞大。他们与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吴希海建立了密切关系。正是有了这层高层靠山，杨远才得以屡次篡改年龄以规避退休规定，而霍克仁也得以在缺乏行政资历的情况下，谋得局级副职的职位。
他们的靠山还助其铲除了内部竞争对手。1988年之前，另外两位副局长——易某和江某——曾在内部起到制衡作用，监督杨远的财务违规行为。在1988年的行政人事调整中，吴书记出面干预：易某被调往市建委，而江某则被迫提前退休——尽管他比杨远还要年轻。随着竞争对手被清除，杨、霍二人得以在局内一手遮天，行使不受制约的权力。霍某的行径愈发肆无忌惮。他利用职权威逼女下属周晓敏做了自己的情妇。周晓敏的丈夫熊强也是局里的一名普通职员。每当霍某想把熊强支开时，便动用行政权力派他去北京执行漫长且毫无意义的公务，并勒令其不办完事不得返回。随后，霍某便与周晓敏在她的住所公然幽会。霍某甚至动用公款带周晓敏去中国南方各地豪华游玩，所有开销——哪怕是私人纪念照的费用——统统由公家买单。
最终，熊强撞破了二人的奸情。他怒不可遏，将霍某打得头破血流。这起打架事件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局及下属各公司。熊强扬言要向市级部门正式举报霍某，追究其违纪责任。
局长杨远随即出面压制这起丑闻。他和霍某联手向熊强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向霍某正式道歉，在局领导面前撤回所有指控，换取未来的晋升机会；要么继续向更高级别的纪检部门上访告状。威胁之意昭然若揭。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职员，怎能斗得过那个与市委书记关系密切的局长？上访的结果绝非伸张正义，而只会导致熊强被立即解雇并列入黑名单。
看在年幼儿子的份上，熊强最终屈服了。他忍气吞声，撤回了指控，并向那个破坏了他家庭的男人道了歉。几个月后，这笔“交易”完成了：熊强被提拔为我们开发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用家庭的破碎换取了一官半职。
1988年，在市政府人事调整期间，刁金祥从外地调任成都市市长。杨远和霍克仁在评估了这位新任市长的情况后，迅速采取行动以博取其青睐。他们从公司房源中挑选了最优质的一处房产——位于市中心小福建云巷、极为稀缺的四居室豪华公寓——并将其提供给新任市长。尽管市政府已为市长安排了宽敞的官邸，但他还是收下了这处房产。为了规避反腐审查，该局伪造了相关文件，声称这处住所只是“暂时借用”给市长。若无人举报，这种安排便会长期维持；一旦面临调查，房子便可悄然退回。
霍某在升任房管局副局长后，仍兼任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不愿放弃对公司丰厚现金流的直接掌控权。然而，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公开觊觎着未来出任副市长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私人住宅电话属于稀缺的奢侈品，受到国家严格的电信配额限制。霍某动用公司资金，为市级高层领导的家中安装了私人电话线。此外，由于房管局被视为资金充裕、工作稳定的单位，霍某运作将一些资历不足、学历低下的高干子女调入局里，并向其父母承诺会让他们迅速升迁。这些受益者中包括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女婿。通过经营这种利益输送网络，霍某巩固了自己在省会的影响力。
然而，官僚体制内的摩擦在所难免。1989年初，为打击猖獗的贪腐行为，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商业企业进行重新登记，明令禁止政府干部在商业公司兼任高管职务。根据新规，霍某已无法在担任行政部门副局长的同时，合法兼任我们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在提交公司申报材料时，霍某公然撒谎，证明公司内并无行政干部担任管理职务。但一封匿名举报信揭穿了这一谎言。当我们的经办人员前往登记机关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叫停了审批流程。
“转告霍克仁，如果他想当你们公司的总经理，就必须辞去房管局的职务，”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如果他想继续担任房管局副局长，就不能执掌这家公司。”
霍某不愿放弃这棵“摇钱树”，试图私下寻求妥协方案，但遭到了敌对派系的阻挠。他拒不让步，既不修改公司申报材料，也不理会国家政策，在没有更新营业执照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对手抓住了这一违规把柄，将情况层层上报至市领导。随着体制内压力的不断增大，霍某最终被迫卸任总经理一职。
即便如此，他仍不肯善罢甘休。几天后，他想出了一招令人咋舌的变通之计：提议将我们的企业彻底解散，转而并入房地产管理局，成为其下属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如此一来，所有的商业开发业务便能在行政体制的庇护下照常进行。他辩称，在这种架构下，自己便不再触犯有关不得兼任企业职务的规定。
局长杨远对这一方案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急于保住这位维护其退休福利的“心腹”。霍某四处游说市级高层领导支持解散计划，并成功争取到了分管城市建设的成都市苏姓副市长等官员的背书。
然而，该计划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仅仅为了满足一名官员的官场算计，就要解散全市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种做法激怒了业内的专业人士。我们公司的代理总经理黄先生越过局领导，直接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陈情书，阐述了公司关闭将给城市建设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这份陈情书赢得了足够多的领导支持，最终市政府否决了霍某的解散方案。
黄先生为他的正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越过局领导层行事，被视为对官场等级秩序不可饶恕的破坏。尽管黄先生后来向杨远局长递交了检讨书以求和解，但杨、霍二人均无法容忍这种“抗命”行为。黄先生被免去了代理总经理职务，由副经理彭某接任。
后来，当公司员工询问为何最高管理职位长期空缺、仅由一任接一任的“代理”经理代管时，霍某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这个位置是特意为他留着的，一旦政治风向转变，他便会重掌帅印。
官场荒诞录
youzijianguo (2026-10-02 19:40:25) 评论 (0)官场荒诞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那段时期，我既是一名独立创业者，也担任过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建材采购员。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我目睹了许多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现实——这些都是正统史学家鲜少记录的基层真相。为了见证历史，我决定记录下这些经历，并展现普通人是如何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与周旋的。
这是本系列的第七篇。
本篇不谈商场上的事， 而是要谈那些厅局级官员，即计划经济的权力堡垒，管控市场经济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转型中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力，靠权力为自己分一杯羹。
本文将视角从日常商业往来转向厅局级官员——他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深蒂固的堡垒，掌握着对新兴市场的监管权力。文章探讨了在转型浪潮中，这些人如何不择手段地在这个转型中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力，靠权力为自己分一杯羹。
小时候上学时，老师曾教导我们，所有生物体都会经历新陈代谢——这是一条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伴随着生长、衰老与衰退的过程。然而，当我长大成人并进入成都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时，我发现老师们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对于一个拥有不受制约权力的干部而言，没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在那个世界里，即便是年迈之人也能让时光倒流。
我当时供职的这家开发公司隶属于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该局局长杨远是一位老资历干部，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内战期间服役于解放军。历经数十年的官场沉浮，他终于在80年代初坐上了局长这把交椅。
然而就在那时，中央发布了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新指令，并设定了严格的退休年龄红线：局级干部不得在年满五十五岁后继续任职。这意味着，当时已逾五十五岁的杨远，将在1984年任期届满时面临强制退休。
杨远不愿交出权力，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当地派出所修改了他的户口簿。他的出生年份被改得更晚，使他在账面上看起来未满五十五岁。为了符合新的学历要求，他的教育背景也同时被“提升”——从小学毕业变成了初中毕业。凭借这些伪造的档案记录，他在1984年成功获得了四年的任期延期。
到了1988年，杨远再次面临退休，于是故技重施。他的年龄从六十多岁被改回了五十四岁，学历也从初中进一步提升到了高中。光靠伪造文件还不够，还得有“润滑剂”开路；杨远向更上层的决策者大肆行贿。他在当地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深谙该向谁送钱以及如何送钱的门道。结果，他的任期又延长了四年。
杨远无法离开权力而生存。像他那一代的许多干部一样，权力赋予了他两样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下属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不受约束的个人特权。这种体制安排解释了为何中国共产党从未容忍过民主的“一人一票”式选举——因为在那种制度下，像“杨”这类人恐怕连半天都混不下去。
1985年初，我们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周先生——他当初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将我招入公司，并大胆推行现代管理改革的——突然被免职了。周先生那些进步思想打破了局里墨守成规的惯例，也激怒了“杨”。“杨”将他直接调回局机关，并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副总工程师。实际上，周某既无具体职责，也无任何决策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手段，即“明升暗降”：通过授予一个虚有其表的高级头衔，剥夺对方所有的实权。
杨某深知，反复篡改出生日期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开始物色并培养接班人，以确保自己在退休后仍能保有权势与既得利益。在考察了多名亲信后，他最终选中了一位名叫霍克仁的年轻人。
霍克仁此前只是一名默默无闻、口碑不佳的电工。为了博取杨某的欢心，他不惜放下身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杨某百般讨好。作为回报，杨某助其仕途飞黄腾达。到1988年，霍克仁已升任局副局长，从而确立了接替杨某（预计于1992年退休）的地位。
杨某早在数年前便开始着手培养霍克仁，安排他在下属各企业间轮岗，以“磨练”其能力。然而，霍克仁每到一处，都会招致怨声载道。在某家下属企业任职期间，霍克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按规定，入党需经企业领导班子正式考察与推荐，但因其作风不正、口碑极差，企业管理层断然拒绝了其申请。杨某并未因此罢手，而是完全绕过基层党支部，直接安排局党委批准了霍克仁的入党请求。
1987年底，霍克仁被调至我们开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接受新一轮的“磨练”。时任总经理许先生深知霍克仁深得局长器重，故对其礼遇有加。然而，霍克仁很快发现，相比行政机关，商业企业蕴藏着更多谋取私利的良机，于是他便将目标锁定在了许先生的职位上。
他捏造了一系列针对许先生的无端指控，并直接向杨某告状。结果，许先生被迅速免职，霍克仁取而代之，执掌公司大权。鉴于针对许先生的指控纯属捏造，且经不起正式调查，杨某便对外宣称免职系因年龄原因，声称许先生已届退休之龄。事实上，许比杨年轻——而杨的真实年龄可是严加保密的国家机密。
霍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绕过既定的国有供应商，将建筑工程合同发包给私营施工队。在那个建筑业竞争极其激烈的年代，这些私营企业为了拿到项目，往往会支付巨额回扣。
霍还把手伸向了内部采购环节，企图从中捞钱。他经常来到采购部，命令我将国家配给的水泥以远低于我们进货成本的价格卖给第三方公司。每逢此时，我都会向我的直属上司——杨科长——汇报情况。杨科长自知无力与霍抗衡，便只在执行完命令后在文件上补签个字。他的签字成了我的护身符；这既代表了管理层的正式认可，也保护我不至于因违规操作而承担刑事责任。
有一次，霍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名叫魏的私营商人，并指示我们科室只能从魏的公司采购水泥。杨科长对此未置可否。魏的公司开始送来铁路货运提单，我便去火车站货场提货。两周过去，大约一千吨水泥运抵后，霍一大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指示我立即向魏支付货款，并指定了确切金额。我照章办事，办理了付款凭证。
供货一直持续，总量达到约三千吨时，我向霍指出，我们的施工现场已无处堆放，且我们与其他国有水泥厂还有既定合同，但他仍命令我继续接收魏的货物。不久后，霍再次召见我：魏要亲自来结清余款，我被要求立即结算发票。霍暗示说，此时给予方便，能确保日后获得优先供货。
当魏抵达并递交发票时，上面的单价高得惊人——远超我们公司以往的任何采购价格。我拿着账单去找杨科长。看到那笔巨额款项，他面露难色，但因惧怕违抗霍的意愿，最终还是批准了付款。
霍对我的顺从感到很满意。他向我保证，只要我安分守己、尽职尽责，等我完成业余学业并拿到文凭后，他就会把我的临时合同转为正式的国家编制内职位。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既无权也无力阻止他的贪污行为；若违抗他的指令，我只会落得被解雇的下场，并被另一名初级采购员取代。我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有杨科长的正式签字。获得正式编制对我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确保每一笔交易都得到杨科长的正式签字。获得正式职位对我的未来至关重要，尤其是公司副经理彭对我怀恨在心。彭之前一直受到和蔼的前任经理许的约束，但许被解雇后，彭急于报复。然而，霍却对彭的敌意不以为意；他知道我比其他员工努力得多，对日常运营不可或缺。
几个月后，霍带着魏再次来到我们办公室，提出另一笔水泥交易。这次，他们要求在发货前预付货款。
杨科长犹豫了。他注意到我和霍的关系，担心这会妨碍他捏造对我的投诉。科长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本能的纠结：要么配合霍的计划，希望借此讨好他，为将来升职做准备；要么拖延交易，破坏我和老板的关系。最终，恶意战胜了野心。他选择阻挠这笔交易，只是为了不让我显得有能力。
杨科长犹豫不决时，霍和魏便离开了，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们刚走不久，杨科长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最终批准预付款——只是完全绕过了我，指派了另一个职员处理凭证，这样我就无法获得任何增强与霍关系的好处。
杨科长批准了八万元的预付款给魏的公司。讽刺的是，他的恶意反而让我免于灾难。魏收到钱后，既没有交付水泥，也没有退款，而是以审计积压和行政延误等含糊不清的借口拖延了几个月。杨科长花了几个星期往返魏的公司，要求他还款，但都徒劳无功。我很清楚，霍和魏是因为之前回扣的分配问题闹翻了，魏把我们公司的预付款据为己有，以此要挟霍。
不久，一位匿名举报人向市委举报了这起采购违规行为。驻成都市委大院的监察院调查员前来调查此事。
调查员传唤了杨科长进行问询。杨科长欣喜若狂，坚信自己找到了扳倒我和霍的绝佳机会。在他去问询前，我试图委婉地提醒他：霍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在任何采购发票上签名，留下了清晰的记录，便于他否认一切。我提醒杨科长，他只是个小部门科长，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去挑战一位在职的局副局长，无异于自杀。
杨科长根本不听劝。他被自己的小肚鸡肠蒙蔽了双眼，向调查员倾诉了一切，将针对霍的真实不满与旨在陷害我的捏造指控混杂在一起。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份传话，要求我到市委大院内的监察院办公室接受“问询”。
我坐在首席调查员对面，一位女职员在一旁做记录。他让我描述我们与魏先生公司的交易。我斟酌着每一个字。我不敢直接指控霍先生敲诈勒索或操纵价格；因为采购凭证上没有他的签名，这种指控在法律上无法核实，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机构影响力。因此，我的回答都严格遵循操作层面：我作证说，霍经理只是在建材市场严重短缺的时期引入了一家外部供应商——这在当时是公司董事的惯例做法。
调查员认真地听着，偶尔会问霍先生在定价方面下了哪些具体指示。我始终保持中立和回避的态度，避免牵连到公司领导层。
当我作完陈述后，调查员脸上明显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并意外地露出了笑容。他随意地问我多大年纪，我如实回答，对他的突然转变感到困惑。随后，他提到了杨科长对我提出的几项荒谬指控。我冷静而有条不紊地逐一澄清。会谈结束时，调查员对我态度异常热情，同时又公开表达了对杨科长语无伦次的证词的不满。
直到后来，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明朗：调查员早已被霍收买。整个调查过程都是一场危机公关。杨科长试图在正式记录中指控霍科时，让调查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使得调查员难以在不篡改速记员记录的情况下悄悄结案。我中立的证词为调查员提供了霍所需的清白不在场证明。我的证词被正式记录在案，杨科长的指控也被撤销。
我的陈述被正式归档，针对杨某的指控被定性为毫无根据的职场摩擦而遭驳回，而调查人员则私下向霍某详细汇报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
摆脱了审查的压力后，霍某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杨科长意识到霍某地位稳固、不可撼动，便迅速转而讨好他。为了表忠心，杨某协助霍某炮制借口，将前任总经理许先生彻底排挤出局。
当时，许先生正筹备为女儿即将到来的婚礼打造一套木制家具。由于需要一处有遮挡的场地供其私人木匠工作，许先生获仓库保管员许可，使用了我们露天钢材堆场的一个空闲角落。这本是单位场地一次微不足道且司空见惯的使用，且木材也是许先生自备的。然而，杨科长却撰写了一份恶毒的报告，声称许先生挪用了公司的建筑木材。这起捏造的指控奏效了：许先生因此被剥夺了干部身份。
随后，杨某试图说服霍某将我也一并清除。但霍某拒绝了这一提议。尽管霍某贪腐成性，但他为人务实：他深知我是一名能干的采购员，我的勤勉工作创造了可供他中饱私囊的利润；他绝无意为了满足一位科长的狭隘嫉妒心，而舍弃一名得力的下属。
局长杨远和霍克仁在成都官场势力庞大。他们与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吴希海建立了密切关系。正是有了这层高层靠山，杨远才得以屡次篡改年龄以规避退休规定，而霍克仁也得以在缺乏行政资历的情况下，谋得局级副职的职位。
他们的靠山还助其铲除了内部竞争对手。1988年之前，另外两位副局长——易某和江某——曾在内部起到制衡作用，监督杨远的财务违规行为。在1988年的行政人事调整中，吴书记出面干预：易某被调往市建委，而江某则被迫提前退休——尽管他比杨远还要年轻。随着竞争对手被清除，杨、霍二人得以在局内一手遮天，行使不受制约的权力。霍某的行径愈发肆无忌惮。他利用职权威逼女下属周晓敏做了自己的情妇。周晓敏的丈夫熊强也是局里的一名普通职员。每当霍某想把熊强支开时，便动用行政权力派他去北京执行漫长且毫无意义的公务，并勒令其不办完事不得返回。随后，霍某便与周晓敏在她的住所公然幽会。霍某甚至动用公款带周晓敏去中国南方各地豪华游玩，所有开销——哪怕是私人纪念照的费用——统统由公家买单。
最终，熊强撞破了二人的奸情。他怒不可遏，将霍某打得头破血流。这起打架事件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局及下属各公司。熊强扬言要向市级部门正式举报霍某，追究其违纪责任。
局长杨远随即出面压制这起丑闻。他和霍某联手向熊强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向霍某正式道歉，在局领导面前撤回所有指控，换取未来的晋升机会；要么继续向更高级别的纪检部门上访告状。威胁之意昭然若揭。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职员，怎能斗得过那个与市委书记关系密切的局长？上访的结果绝非伸张正义，而只会导致熊强被立即解雇并列入黑名单。
看在年幼儿子的份上，熊强最终屈服了。他忍气吞声，撤回了指控，并向那个破坏了他家庭的男人道了歉。几个月后，这笔“交易”完成了：熊强被提拔为我们开发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用家庭的破碎换取了一官半职。
1988年，在市政府人事调整期间，刁金祥从外地调任成都市市长。杨远和霍克仁在评估了这位新任市长的情况后，迅速采取行动以博取其青睐。他们从公司房源中挑选了最优质的一处房产——位于市中心小福建云巷、极为稀缺的四居室豪华公寓——并将其提供给新任市长。尽管市政府已为市长安排了宽敞的官邸，但他还是收下了这处房产。为了规避反腐审查，该局伪造了相关文件，声称这处住所只是“暂时借用”给市长。若无人举报，这种安排便会长期维持；一旦面临调查，房子便可悄然退回。
霍某在升任房管局副局长后，仍兼任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不愿放弃对公司丰厚现金流的直接掌控权。然而，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公开觊觎着未来出任副市长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私人住宅电话属于稀缺的奢侈品，受到国家严格的电信配额限制。霍某动用公司资金，为市级高层领导的家中安装了私人电话线。此外，由于房管局被视为资金充裕、工作稳定的单位，霍某运作将一些资历不足、学历低下的高干子女调入局里，并向其父母承诺会让他们迅速升迁。这些受益者中包括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女婿。通过经营这种利益输送网络，霍某巩固了自己在省会的影响力。
然而，官僚体制内的摩擦在所难免。1989年初，为打击猖獗的贪腐行为，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商业企业进行重新登记，明令禁止政府干部在商业公司兼任高管职务。根据新规，霍某已无法在担任行政部门副局长的同时，合法兼任我们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在提交公司申报材料时，霍某公然撒谎，证明公司内并无行政干部担任管理职务。但一封匿名举报信揭穿了这一谎言。当我们的经办人员前往登记机关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叫停了审批流程。
“转告霍克仁，如果他想当你们公司的总经理，就必须辞去房管局的职务，”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如果他想继续担任房管局副局长，就不能执掌这家公司。”
霍某不愿放弃这棵“摇钱树”，试图私下寻求妥协方案，但遭到了敌对派系的阻挠。他拒不让步，既不修改公司申报材料，也不理会国家政策，在没有更新营业执照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对手抓住了这一违规把柄，将情况层层上报至市领导。随着体制内压力的不断增大，霍某最终被迫卸任总经理一职。
即便如此，他仍不肯善罢甘休。几天后，他想出了一招令人咋舌的变通之计：提议将我们的企业彻底解散，转而并入房地产管理局，成为其下属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如此一来，所有的商业开发业务便能在行政体制的庇护下照常进行。他辩称，在这种架构下，自己便不再触犯有关不得兼任企业职务的规定。
局长杨远对这一方案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急于保住这位维护其退休福利的“心腹”。霍某四处游说市级高层领导支持解散计划，并成功争取到了分管城市建设的成都市苏姓副市长等官员的背书。
然而，该计划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仅仅为了满足一名官员的官场算计，就要解散全市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种做法激怒了业内的专业人士。我们公司的代理总经理黄先生越过局领导，直接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陈情书，阐述了公司关闭将给城市建设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这份陈情书赢得了足够多的领导支持，最终市政府否决了霍某的解散方案。
黄先生为他的正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越过局领导层行事，被视为对官场等级秩序不可饶恕的破坏。尽管黄先生后来向杨远局长递交了检讨书以求和解，但杨、霍二人均无法容忍这种“抗命”行为。黄先生被免去了代理总经理职务，由副经理彭某接任。
后来，当公司员工询问为何最高管理职位长期空缺、仅由一任接一任的“代理”经理代管时，霍某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这个位置是特意为他留着的，一旦政治风向转变，他便会重掌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