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外语的风险
1973年，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外省有一位老师因虐待女学生而被捕。据传，那是一位英语老师，当时正在课堂上进行测验。那个女孩因一道题也答不上来，便在试卷上写下了一首短诗：
我是中国人，
何必学外文？
不学ABC，
照样做革命接班人！
老师和校长严厉训斥了那个女孩，并勒令她写一份正式的检讨书，否则就开除学籍。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她不久后投河自尽。她死后，全国各地的学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到底该不该学外语？”最终的结论是外语毫无必要，于是全国范围内随即禁止了外语教学。
“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校恢复了外语教学，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我一直怀揣着出国深造的梦想，渴望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练习途径。
一天，我在墙上看到一张小海报，上面预告说锦江河畔将举办一个非正式的英语交流聚会。我前去一探究竟，发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用英语交谈。这个活动是由一群自称“英语爱好者”的人组织的，他们把聚会称为“英语角”。尽管我研习英语课本里的语法多年，却从未开口说过一个单词，因此我只敢站在人群外围，因胆怯而不敢出声。
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走过来向我打招呼，并试着用英语与我攀谈。我用中文紧张地解释说，我不会说英语。
“没关系，”那年轻人宽慰道，“只要你开口就行。”受到鼓舞后，我磕磕绊绊地用英语说了几句，我们便开始聊起日常生活。每当我一时语塞、想不起某个词时，他总会适时地帮我补上。令我惊讶的是，他提示的那些词其实我早就背过——只是在开口说话时，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那天傍晚晚些时候，一位年长的先生走过来，说他正打算去锦江宾馆找外国人聊天；锦江宾馆是成都首屈一指的涉外酒店，就在“英语角”马路对面。
我跟着他走进了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他随口向一位外籍客人问好，对方也热情地回应。两人攀谈起来，我也偶尔插上几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母语人士说话，更别提尝试与他们交谈了。当晚离开酒店时，我感到一种令人振奋的激动，并下定决心要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从那以后，我成了“英语角”的常客，每周二、周四晚上都会去。我经常鼓励其他人一起去酒店那边练习口语，或者与沿着河岸漫步的外国游客聊天。他们往往和我们一样渴望交流，对当地的日常生活充满着真诚的好奇。
然而，由于“英语角”是在公共场所自发定期聚会，没有官方背景，加上又有外国人聚集于此，当局便产生了疑虑，并安插了监视人员。一天晚上，一个陌生男子在人群中穿梭，特意逐一给在场的每个人拍照。
尽管面临监视，我还是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每当在街上看到外国人，我们都会自然地向他们打招呼。一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路过人民南路广场时，看到一位外国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毛主席巨型雕像后方的展览中心出来。我们大声向他问好，他便调转车头，向我们骑了过来。
“你好！”他微笑着说道。
“我们是英语爱好者，”我说，“能和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 “听你的口音，我觉得你应该是美国人吧？”我试探着问道。此时，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练习经验，不再需要像“你从哪里来？”这类教科书式的开场白，而是能更自然地展开对话了。
“其实不是，”他说，“我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我们有些意外；我们从未见过加拿大人，对这个称呼也感到有些陌生。
“你是说加拿大（Canada）吗？”我问道。
“对，加拿大。”他点点头。
“哦，加拿大！”我回应道，“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也都很熟悉。”每一位中国公民都知道加拿大，这多亏了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支援了共产党军队，毛泽东还曾专门撰文纪念他，那篇文章广为流传，许多人都耳熟能详。
我们相谈甚欢，便邀请他到我的公寓去坐坐。他叫加里（Gary），在加拿大的一所学院教授计算机科学。作为一项双边经济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在中国资助了现代管理培训项目，并派遣了讲师前来任教；加里当时被派往成都的一所经济干部培训学院，执行为期三个月的教学任务。
在我家闲聊一番后，我邀请加里几天后再来家里吃顿家常便饭，他欣然应允。由于我住的小区地形复杂，初来乍到者很难找路，我们便陪他步行回到人民南路广场，并约定在毛主席像下会合。
加里讲了一个关于这座雕像的趣闻。雕像底座上的毛主席，右手五指张开向前伸出，宛如正在挥手致意，而左手则背在身后。加里的一位中国朋友——曾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告诉他：“毛主席右手伸出五根手指，是告诉年轻人他们要下乡五年；但他把左手藏在身后，隐瞒了他们还得再待五年的事实。”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的“流放”生涯长达整整十年。我们听后相视大笑，给这座雕像起了个“五年”的绰号，并把它定为我们固定的会合地点。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恰逢端午节。我从小就在当地餐馆的后厨里转悠，不仅学会了外婆传授的拿手菜，还从专业厨师那里掌握了传统烹饪的基本功。为了款待加里，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他尽情享用了这顿大餐，还开玩笑说，因为我几乎每道菜都用了大量的蒜，所以他要叫我“大蒜”（Garlic）——这个绰号对他来说，可比我的中文名字好发音多了。
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加里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客。作为回请，他也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在经干院的住处做客；那里的加拿大教职员工都住在专门的外籍专家宿舍楼里。去探望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必须在校门口登记并填写繁琐的行政表格，才能获准进入校园。学院设有一个内部外事办公室，名义上是为了照顾外籍教师，但实际上工作人员大多是国家安全人员。每当我们坐在加里（Gary）的公寓里聊天时，总会有个官员不请自来，借口是普通访客而逗留不去。我们对此并不在意，谈话内容仅限于日常生活琐事，因为我们确信自己问心无愧。
一个周末，加里提到他计划去峨眉山——一座距离成都约两百公里的著名佛教名山——并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告诉他，只要能从单位请到四天假，我很乐意一起去。
不久后，我得知公司正在组织员工去峨眉山团建。发现行程撞期后，我便去加里的房间告诉他，他或许可以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去。我进屋时，一位名叫刘林的外事官员正坐在里面。我没理会他，兴致勃勃地向加里介绍了这次出游的计划，加里听后也很高兴。
第二天下午，我迟到了，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张科长洪（Hong）留的紧急便条，让我等他。我心里顿时一紧，预感到有麻烦上门，尽管我问心无愧。
那天晚些时候，洪走了进来，厉声问道：“你最近在搞什么名堂？”
“没做什么啊，”我平静地回答。
“经干院对你提出了正式投诉，”洪慢条斯理地说，“你应该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没做错任何事。他们凭什么指控我？”
我立刻意识到这事与我和加里的交情有关，但我拒绝表现出心虚的样子。当时黑市外汇兑换非常猖獗，虽然加里偶尔问过我想不想溢价兑换外汇券，但我总是拒绝，以保持我们关系的清白。我也很不信任洪；像许多官僚小吏一样，他似乎很享受利用行政权力把下属逼入困境。 “有人举报说你试图带个外国人去峨眉山，”洪脱口而出。
“邀请外国人去峨眉山游览，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反驳道。
“你当初是怎么跟那个外国人搭上关系的？”
“这有什么难的？街上每天都有外国人走动，谁都可以上去搭话。”
“你为什么不汇报这层关系？”
“我为什么要汇报？这是私事。”
“他们声称你有自己的名片，还把名片递给了外国人。”
这事儿确实不假：因为结识的外国朋友常递给我们印好的名片，为了方便交换联系方式，我和几个朋友便把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印在空白卡片上，以此作为名片使用。
“那不是正式的名片，”我解释道，“我们只是把个人联系方式打在普通??卡片上，方便朋友间保持联系。”
“拿一张给我看看，”洪要求道。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样卡递给他。
“印这些东西，你们为什么不汇报？”他追问道。
“汇报什么？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
“你不明白，”洪终于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经干院的领导给公司总部打了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我们企业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邀请他们的外籍人员去峨眉山？公司高层对此一头雾水，而学院方面要求给个正式说法。”
事情的来龙去脉显而易见。当时静静坐在加里宿舍里的刘林警官，心里很清楚我们周末的出行计划纯属非正式的私人安排，但他却故意小题大做，借此找我们的麻烦。
见我既不退让也不承认有错，洪便去请示许经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问我，在促成这次接触的过程中，是否使用过公司的正式介绍信。
“私人朋友间的交往，我怎么可能动用公司的正式介绍信呢？”我回答道。洪心里很清楚，没有他的明确签字，任何信函都不可能从部门发出去。
许经理最终务实地处理了这件事：“如果他没用公司的信笺或正式介绍信，那就是他个人的私事，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经理的定论让我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我嘱咐公司前台，如果经干院再有电话打来，直接转接给我。但电话始终没来。国安部门意识到找不到可利用的官方借口后，便不再追究此事；他们当初的介入，纯粹是出于猜忌和狭隘的嫉妒心理，看不惯普通公民与外籍人士自由交往。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加里和他的加拿大同事艾尔（Al）应邀前往我朋友张先生家中聚餐。席间，我问加里，是否把那张印有联系方式的卡片交给了刘林。 “是的，”加里承认道，“他盘问起你的情况，所以我把你的名片给他看了。”
当我向加里和艾尔说明了那场盘问及其引发的官僚麻烦后，两人都感到愤慨不已。他们本是怀着善意来华交流教育专长的，不料自己的人际交往竟遭到了那些卑劣告密者的监视。我不得不告诉加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再陪他去峨眉山了。
加里提出要聘请翻译，就刘林的行径正式提出投诉，但我劝他息事宁人。然而，骚扰并未就此停止：张先生因做东请客，随后也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遭到了安全部门人员的盘问。
面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恐吓，加里和艾尔深感厌恶，不久便彻底禁止刘林进入他们的宿舍，并拒绝与他交谈。一天晚上，正当艾尔出门去拜访校内的一位中国同事时，刘林在宿舍大门口拦住了他。
“今晚去哪儿啊？”刘林探询地问道。
“我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艾尔冷冷地回敬道。
刘林一心想抓到他的把柄，便急切地凑上前问：“我能一起去吗？”
“不行，”艾尔说着，从他身边走入夜色之中，“你最好留下来。那地方对你来说可能太危险了。”
学习外语的风险
youzijianguo (2026-09-30 04:09:47) 评论 (0)学习外语的风险
1973年，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外省有一位老师因虐待女学生而被捕。据传，那是一位英语老师，当时正在课堂上进行测验。那个女孩因一道题也答不上来，便在试卷上写下了一首短诗：
我是中国人，
何必学外文？
不学ABC，
照样做革命接班人！
老师和校长严厉训斥了那个女孩，并勒令她写一份正式的检讨书，否则就开除学籍。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她不久后投河自尽。她死后，全国各地的学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到底该不该学外语？”最终的结论是外语毫无必要，于是全国范围内随即禁止了外语教学。
“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校恢复了外语教学，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我一直怀揣着出国深造的梦想，渴望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练习途径。
一天，我在墙上看到一张小海报，上面预告说锦江河畔将举办一个非正式的英语交流聚会。我前去一探究竟，发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用英语交谈。这个活动是由一群自称“英语爱好者”的人组织的，他们把聚会称为“英语角”。尽管我研习英语课本里的语法多年，却从未开口说过一个单词，因此我只敢站在人群外围，因胆怯而不敢出声。
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走过来向我打招呼，并试着用英语与我攀谈。我用中文紧张地解释说，我不会说英语。
“没关系，”那年轻人宽慰道，“只要你开口就行。”受到鼓舞后，我磕磕绊绊地用英语说了几句，我们便开始聊起日常生活。每当我一时语塞、想不起某个词时，他总会适时地帮我补上。令我惊讶的是，他提示的那些词其实我早就背过——只是在开口说话时，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那天傍晚晚些时候，一位年长的先生走过来，说他正打算去锦江宾馆找外国人聊天；锦江宾馆是成都首屈一指的涉外酒店，就在“英语角”马路对面。
我跟着他走进了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他随口向一位外籍客人问好，对方也热情地回应。两人攀谈起来，我也偶尔插上几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母语人士说话，更别提尝试与他们交谈了。当晚离开酒店时，我感到一种令人振奋的激动，并下定决心要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从那以后，我成了“英语角”的常客，每周二、周四晚上都会去。我经常鼓励其他人一起去酒店那边练习口语，或者与沿着河岸漫步的外国游客聊天。他们往往和我们一样渴望交流，对当地的日常生活充满着真诚的好奇。
然而，由于“英语角”是在公共场所自发定期聚会，没有官方背景，加上又有外国人聚集于此，当局便产生了疑虑，并安插了监视人员。一天晚上，一个陌生男子在人群中穿梭，特意逐一给在场的每个人拍照。
尽管面临监视，我还是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每当在街上看到外国人，我们都会自然地向他们打招呼。一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路过人民南路广场时，看到一位外国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毛主席巨型雕像后方的展览中心出来。我们大声向他问好，他便调转车头，向我们骑了过来。
“你好！”他微笑着说道。
“我们是英语爱好者，”我说，“能和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 “听你的口音，我觉得你应该是美国人吧？”我试探着问道。此时，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练习经验，不再需要像“你从哪里来？”这类教科书式的开场白，而是能更自然地展开对话了。
“其实不是，”他说，“我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我们有些意外；我们从未见过加拿大人，对这个称呼也感到有些陌生。
“你是说加拿大（Canada）吗？”我问道。
“对，加拿大。”他点点头。
“哦，加拿大！”我回应道，“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也都很熟悉。”每一位中国公民都知道加拿大，这多亏了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支援了共产党军队，毛泽东还曾专门撰文纪念他，那篇文章广为流传，许多人都耳熟能详。
我们相谈甚欢，便邀请他到我的公寓去坐坐。他叫加里（Gary），在加拿大的一所学院教授计算机科学。作为一项双边经济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在中国资助了现代管理培训项目，并派遣了讲师前来任教；加里当时被派往成都的一所经济干部培训学院，执行为期三个月的教学任务。
在我家闲聊一番后，我邀请加里几天后再来家里吃顿家常便饭，他欣然应允。由于我住的小区地形复杂，初来乍到者很难找路，我们便陪他步行回到人民南路广场，并约定在毛主席像下会合。
加里讲了一个关于这座雕像的趣闻。雕像底座上的毛主席，右手五指张开向前伸出，宛如正在挥手致意，而左手则背在身后。加里的一位中国朋友——曾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告诉他：“毛主席右手伸出五根手指，是告诉年轻人他们要下乡五年；但他把左手藏在身后，隐瞒了他们还得再待五年的事实。”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的“流放”生涯长达整整十年。我们听后相视大笑，给这座雕像起了个“五年”的绰号，并把它定为我们固定的会合地点。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恰逢端午节。我从小就在当地餐馆的后厨里转悠，不仅学会了外婆传授的拿手菜，还从专业厨师那里掌握了传统烹饪的基本功。为了款待加里，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他尽情享用了这顿大餐，还开玩笑说，因为我几乎每道菜都用了大量的蒜，所以他要叫我“大蒜”（Garlic）——这个绰号对他来说，可比我的中文名字好发音多了。
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加里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客。作为回请，他也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在经干院的住处做客；那里的加拿大教职员工都住在专门的外籍专家宿舍楼里。去探望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必须在校门口登记并填写繁琐的行政表格，才能获准进入校园。学院设有一个内部外事办公室，名义上是为了照顾外籍教师，但实际上工作人员大多是国家安全人员。每当我们坐在加里（Gary）的公寓里聊天时，总会有个官员不请自来，借口是普通访客而逗留不去。我们对此并不在意，谈话内容仅限于日常生活琐事，因为我们确信自己问心无愧。
一个周末，加里提到他计划去峨眉山——一座距离成都约两百公里的著名佛教名山——并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告诉他，只要能从单位请到四天假，我很乐意一起去。
不久后，我得知公司正在组织员工去峨眉山团建。发现行程撞期后，我便去加里的房间告诉他，他或许可以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去。我进屋时，一位名叫刘林的外事官员正坐在里面。我没理会他，兴致勃勃地向加里介绍了这次出游的计划，加里听后也很高兴。
第二天下午，我迟到了，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张科长洪（Hong）留的紧急便条，让我等他。我心里顿时一紧，预感到有麻烦上门，尽管我问心无愧。
那天晚些时候，洪走了进来，厉声问道：“你最近在搞什么名堂？”
“没做什么啊，”我平静地回答。
“经干院对你提出了正式投诉，”洪慢条斯理地说，“你应该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没做错任何事。他们凭什么指控我？”
我立刻意识到这事与我和加里的交情有关，但我拒绝表现出心虚的样子。当时黑市外汇兑换非常猖獗，虽然加里偶尔问过我想不想溢价兑换外汇券，但我总是拒绝，以保持我们关系的清白。我也很不信任洪；像许多官僚小吏一样，他似乎很享受利用行政权力把下属逼入困境。 “有人举报说你试图带个外国人去峨眉山，”洪脱口而出。
“邀请外国人去峨眉山游览，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反驳道。
“你当初是怎么跟那个外国人搭上关系的？”
“这有什么难的？街上每天都有外国人走动，谁都可以上去搭话。”
“你为什么不汇报这层关系？”
“我为什么要汇报？这是私事。”
“他们声称你有自己的名片，还把名片递给了外国人。”
这事儿确实不假：因为结识的外国朋友常递给我们印好的名片，为了方便交换联系方式，我和几个朋友便把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印在空白卡片上，以此作为名片使用。
“那不是正式的名片，”我解释道，“我们只是把个人联系方式打在普通??卡片上，方便朋友间保持联系。”
“拿一张给我看看，”洪要求道。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样卡递给他。
“印这些东西，你们为什么不汇报？”他追问道。
“汇报什么？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
“你不明白，”洪终于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经干院的领导给公司总部打了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我们企业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邀请他们的外籍人员去峨眉山？公司高层对此一头雾水，而学院方面要求给个正式说法。”
事情的来龙去脉显而易见。当时静静坐在加里宿舍里的刘林警官，心里很清楚我们周末的出行计划纯属非正式的私人安排，但他却故意小题大做，借此找我们的麻烦。
见我既不退让也不承认有错，洪便去请示许经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问我，在促成这次接触的过程中，是否使用过公司的正式介绍信。
“私人朋友间的交往，我怎么可能动用公司的正式介绍信呢？”我回答道。洪心里很清楚，没有他的明确签字，任何信函都不可能从部门发出去。
许经理最终务实地处理了这件事：“如果他没用公司的信笺或正式介绍信，那就是他个人的私事，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经理的定论让我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我嘱咐公司前台，如果经干院再有电话打来，直接转接给我。但电话始终没来。国安部门意识到找不到可利用的官方借口后，便不再追究此事；他们当初的介入，纯粹是出于猜忌和狭隘的嫉妒心理，看不惯普通公民与外籍人士自由交往。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加里和他的加拿大同事艾尔（Al）应邀前往我朋友张先生家中聚餐。席间，我问加里，是否把那张印有联系方式的卡片交给了刘林。 “是的，”加里承认道，“他盘问起你的情况，所以我把你的名片给他看了。”
当我向加里和艾尔说明了那场盘问及其引发的官僚麻烦后，两人都感到愤慨不已。他们本是怀着善意来华交流教育专长的，不料自己的人际交往竟遭到了那些卑劣告密者的监视。我不得不告诉加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再陪他去峨眉山了。
加里提出要聘请翻译，就刘林的行径正式提出投诉，但我劝他息事宁人。然而，骚扰并未就此停止：张先生因做东请客，随后也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遭到了安全部门人员的盘问。
面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恐吓，加里和艾尔深感厌恶，不久便彻底禁止刘林进入他们的宿舍，并拒绝与他交谈。一天晚上，正当艾尔出门去拜访校内的一位中国同事时，刘林在宿舍大门口拦住了他。
“今晚去哪儿啊？”刘林探询地问道。
“我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艾尔冷冷地回敬道。
刘林一心想抓到他的把柄，便急切地凑上前问：“我能一起去吗？”
“不行，”艾尔说着，从他身边走入夜色之中，“你最好留下来。那地方对你来说可能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