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本科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化学专业
1942年：与钟竹如在国内结婚
1942-1946年：生育两个子女
1947年1月9日：赴美前往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原计划只停留3年。
1947年-1950年：在圣母大学攻读化学博士。根据1949-1950学年学生名录（Student Directory），他在此期间居住于1014 Sherman Ave., South Bend, Ind.，身份为研究生/博士生（Gr.）
1950年8月：获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化学博士学位
论文题目：Isolation and Study of Some Metabolic Products of Penicillium Notatum obtained during the Purification of Crude Penicillin.（在纯化粗制青霉素过程中对青霉菌某些代谢产物的分离与研究）。
注：青霉素（盘尼西林）在二战末期才大规模量产，1950年正是全球研究青霉素纯化的最前沿时期。买树槐的博士论文难度极高，属于当时最尖端的生物化学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能去芝加哥西北医学院从事生物研究，并在化工企业拿专利。
1950年12月：根据美国社保档案（Social Program Document），此时他已经搬到芝加哥，进入西北医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工作，并在芝加哥申请了社保号（SSN）。
1956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第 4 版（通栏大标题《要美国政府作出交代》）刊登了《买树槐的妻子钟竹如的来信》，妻子钟竹如发文呼唤买树槐回国：
1953 年7月来信：“1952年美国政府决定凡中国学技术的人员一概不许离境或作离境的打算，如果违犯处以刑罚，同时也不允许我们给国内寄钱，查出后受同样的处分。”
1954 年 2 月来信：“最近看了在莫斯科摄制的我们中国的电影……看到久别的大好河山，宫门城阙，谁能不黯然神伤。”并在信尾写下了一首杜甫的诗：“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1954 年 3 月来信：“虽然我在表面上有和家人通信自由，但是事实上是受到限制的，因而我给你写的信简了又简，以至简到不关痛痒的程度。”
1955 年5-8月（中美日内瓦会谈期间）：5月来信说回国申请已被批准，8月来信说“我看到你和孩子以及家人盼望我回国的信，恨不得长上两个翅膀飞回祖国好与家人重聚，但为了实际的限制，这个欢聚的日子还要推后一些时日……已与当局和轮船公司言妥，订于11月25日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5年11月25日之后：“爱人不仅没有回到祖国，并且音讯也杳然了！”
1961年3月: 买树槐为芝加哥化工企业T.F. Washburn公司研发化学涂层，并提交了专利申请。这表明他已逐渐融入了美国化工界。
1961年: 根据甘肃省志第07卷审判志，在甘肃兰州的钟竹如，因忍受不了“海外关系”的歧视（此时两个孩子都已经15-18岁，即将成年或步入社会），向甘肃省高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控诉他“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1964年10月：在经历了3年漫长的失联与政治风暴后，最高人民法院按 “缺席判决”准予钟竹如离婚。（此时两个孩子已经18-21岁正式成年）
1964年10月13日：美国专利局官方公报（Official Gazette）公布买树槐的专利：
专利号：3,152,895
专利名称：COATING COMPOSI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OPHOTOGRAPHIC RECORDING ELEMENTS（用于生产电子照相记录元件的涂层组合物）
发明人：George H. Tinker, Golf, and Shu Huai David Mai and Roger E. Burke, Chicago, Ill.
受让人：T. F. Washburn Company（芝加哥一家化学公司）
申请日期：1962年3月14日（序列号：Ser. No. 179,600）
授权日期：1964年10月13日
注：同年，在中国是家庭关系的法律终结，而在大洋彼岸则是买树槐作为应用化学家在美国工业界立足的开始。
1978年6 月 12 日：买树槐再次向美国社保局（SSN）更新姓名登记，正式改名为Shu Huai David Mai。这表明，1978年底中美正式建交前夕，买树槐在年满64岁临近退休前，依然在芝加哥正常生活并处理合法的社会福利与身份事务。
2005年10月8日：买树槐在芝加哥 Edgewater 社区（60660）去世，享年91岁。这表明，自1950年底移居芝加哥，直至2005年以91岁高龄离世，买树槐从未离开过芝加哥库克县，下半生完全定居并扎根在芝加哥。
针对买树槐晚年的生活轨迹，本人曾向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发送查询邮件，高级档案专家 Michelle 回复道：
“I have searched the Library's historical newspapers databases and unfortunately, was unable to find any reference to Mai.”
这意味着，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使用权威数据库检索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和《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确认没有主流媒体发表过他逝世的讣告。
在美国，如果没有讣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买树槐晚年极其孤单、没有亲友或家属为其撰写并付费发布讣告？或是家属遵循其遗愿低调处理丧事，不作公开宣扬？
买树槐与妻子钟竹如1942年结婚，1947年离别，随后因冷战对立、中美封锁而被迫天各一方。
1950年代他数次订机票/船票，在中美日内瓦会谈期间极力争取回国，甚至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引用杜甫的《新婚别》表达悲伤与无奈，这一切充分证明他与妻子伉俪情深，对回国充满渴望。
1960年代初的背景下，两个已成年的孩子面临升学、参军或分配工作，父亲“滞留美帝不归”的海外关系是致命的政治包袱。为了不影响两个孩子的前途，钟竹如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做出彻底切割。
1960年代初买树槐已在大洋彼岸闯出名堂，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或许是在很久之后才得知千山万水之外的离婚缺席判决。
同样，查遍全网本人也没有找到买树槐在美国的任何再婚记录，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组建新的家庭或存在事实婚姻。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买树槐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陈世美”。他没有主动背弃妻子和孩子，这段婚姻的分崩离析更像是被冷战巨浪彻底碾碎的时代悲剧。